自1992年起，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透過成立病人權益協會，主力協助遭遇醫療事故受害人透過投訴渠道及法律程序，爭取公義討回公道。醫生失德的苦主正是本會一直以來的協助對象。
在協助投訴的過程中，本會清楚體會苦主向醫務委員會（醫委會）作出投訴以尋求公義的過程困難重重，究其原因，在於業外人士在醫委會中的比例甚低，未能反映社會對醫生專業的道德要求。同時，從投訴到紀律研訊的程序非常繁複耗時甚長，兩者皆令苦主難以獲到公平的對待。本會因此而開始爭取改革醫委會。
在2000年發生的手機醫生事件後，醫委會在備受社會壓力下終於承認有改革必要。本會亦在當時積極推動改革，而醫委會經諮詢業界及公眾後，於2001年向政府提交改革方案。可惜隨著政府的人事變動及業界抗拒，醫委會改革一直停滯不前。與此同時，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時間日益延長，裁決結果及判刑亦未符合社會要求。
直至2012年初，政府在食物及衛生局（食衛局）轄下成立「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而今屆政府繼承了督導委員會的工作，其中一項便是改革醫委會。經過多年討論，有關委員會原訂於2016年內提交報告，建議醫委會改革的方向。然而，在2015年中，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提出了私人條例草案，建議醫委會增加四名業外委員，及將有限度註冊期由一年延長至三年。此草案雖然有助引入合資格的海外醫生到公立醫院工作，以紓緩前線醫生人手緊絀情況，但卻無助於解決紀律程序過長的問題。因此，食衛局吸納了張議員的草案，並在符合督導委員會已確立的改革方向上，提出三個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目的，即：增加醫務委員會的業外人士參與；改善醫務委員會的申訴調查和紀律研訊機制；以及利便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特別是專科醫生）到港執業。
由上述回顧可見，政府提出《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時，並無任何政治動機，實只著眼於令醫委會更向公眾問責，更公義對待醫生失德苦主，及紓緩醫生壓力，令依賴公營醫療服務的基層市民受惠。原本一項涉及社會公義及顧及民生的議題，卻被個別具影響力的醫生及維護醫生利益的組織，利用社會現時對現任特首及政府的不信任，及對中國大陸的反感，轉移視線成為一項政治議題，藉此來逃避公眾監察，及繼續鞏固在醫委會內的勢力，以保護醫生自身利益。
這些醫生及組織成功以政治議題包裝，反對藉條例草案去改革醫委會。他們又成功羅致不信任政府的醫生傘後組織，更集結一些民間團體及市民，利用他們的真心真意反對，躲在其背後，掩蓋著假仁假義下的保護主義。在煽動群眾的過程中，反對團體一直以不盡不實的理據、似是而非的說法、跨張失實的陰謀，挑動社會的仇恨及恐慌，手法極不道德。
影響所及，泛民政黨也不得不在政治盤算下，顧及九月立法會的選情而「歸邊」，放棄了「爭社會公義、為弱者發聲」的參政初衷。請從政者不要推說是現任特首及政府一手造成撕裂局面，而他們在這次審議時只好無奈的站在反政府一方。這種蒼白無力的推搪只會令人更為反感。而縱容既得利益者以本為抗衡惡法的拉布方式，保護自身利益，日後也必自食其果。極端手法須知道投票議決過程如只著重「票債票償」，實是最低層次投機取巧的政客技倆；勇於成義、敢於承擔才是值得尊敬的政治家所為。
在此政治力量的動員下，在立法過程期間，病人組織、支持改革的醫生們、及政府官員無論如何克盡己任顯盡誠意，向反對的醫生團體、議員及市民極力澄清及盡力尋求互相妥協和退讓的空間，最終也於事無補。
今日條例草案被拉倒，高興的應該是真誠反對者，因為他們「成功」抗衡幻想中的政府勢力擴張；同時更高興的，是假仁假義的保護主義者，因為他們「成功」悍衛醫生自身利益；而也許同樣高興的，是作政治盤算的政客，因為他們「成功」向選民向票源交待。不過，他們高興的笑聲，卻是踏在病人苦主身上發出的。病人組織被剝奪了首次晉身法定機構，表達病人聲音意見及問責醫生的機會；苦主在現時數以年計的漫漫公義路上，仍要再多等幾年，到時延遲來的公義還算公義嗎？在爭取改革醫委會的過程中，病人苦主極微弱的聲音有誰聽到？條例草案被拉倒後，他們傷痛無奈的唉哼，有誰還人理會？
在此，本會嚴正聲明，強烈譴責假仁假義的保護主義者、極不道德的煽動者、及失去「爭社會公義、為弱者發聲」初衷的從政者。不過，本會仍然會繼續與病人和苦主一同努力，爭取改革醫委會，使之「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群」。本會仍然相信，集結的弱者微聲，會把傷痛無奈的唉哼，化為堅實的聲音，呼喚社會公義早日實踐。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