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希臘城中人們圍坐在圓形廣場，聽著台下的講者談天文說地理，然後坐在台階上的觀眾就着講着所帶起的議題雄辯滔滔——拉斐爾筆下名畫《雅典學院》中的畫面這一刻必定浮現在大家腦海中吧？好一個令當下香港人羨慕的場景。這個星期添馬公園的一系列公民講堂，正正就滿足了一群香港「知識份子」的夙願。23日下午，我就與來自五湖四海求知若渴的學子盤坐在綠茵草地上，聆聽成名教授「沒有普選，會如何影響香港的未來」的公民講堂。

「由於整個社會結構的不公，香港的堅尼系數在眾多OECD國家之中名列榜首，並且不斷攀升，這實在是一個已發展地區之恥！」「根據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所發表的清廉指數，香港雖然於本年度位居15，但它的排名已經連續7年下跌！」大家除了聽得膽顫心驚、揪心扒肝外，都紛紛跟身邊的人議論。此時，躺在草地上的一位不相識的同齡人跟我起來，慨嘆道：「唉，香港人面對當前如此的嚴峻局勢依然無動於衷，除了是他們繼承了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提及承繼儒家文化的犬儒主義、小奴性格以外，殖民地年代的教育把香港人那把原本該鋒利的嘴巴和筆尖，都磨得平平滑滑，也就成就了當今香港人從裡到外的這整套意識形態。」

「我對你第二個理由有點保留。」我質疑道。「1970和80年代，在港英政府統治下，所謂的『奴化教育』更為盛行，如當年的中學歷史科不會教授清朝以降的近代中國史，但那個年代卻正正也是香港學運的火紅年代。姑且勿論他們當今的際遇木重見如何，但那個年代的學運領袖，如港大的張炳良、梁錦松、曾澍基，中大的鄭海泉、陳健民、木重良等，的確是一群既博學多才又憂國憂民的社會棟樑。」

「那個時代和這個時代的環境有所不同嘛！」他反駁道。「當今香港問題叢生、每況愈下，市民怨聲沸騰；反觀那個年代，港英政府從六七暴動中吸取了不少教訓，致力於改善民生和各項社會建設，市民自然較少埋怨。這也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那個年代的民主化呼聲沒現在的高漲。」

「每個年代也有不同年代的問題，也沒有任何一屆政府的施政是完美的。七、八十年代，面對警隊貪污嚴重、香港前途談判，那個年代香港人焦慮和憤怒的程度同樣不遜今天……我依舊堅持己見。」

當然，大家都知道，這些話題一開始說，便是說到2047年也不會有任何結論。但民主精神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我最希望是次政改爭議可以帶給香港人的，是就如雅典學院裡人們好奇地聆聽不同聲音和意見、從不同角度了解目前自身面對的問題，知古鑑今，從而為未來制定出合適的路向，並解決各種錯誤所導致的問題。如果這個目標真的能夠達成，那麼是次政改之役，就像剛過去的蘇格蘭獨立公投一樣，無論最終結果如何、有沒有公民提名，香港人都是真正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