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港鐵也可以撞車，相信大家也很錯愕。港鐵主席馬時亨說過全世界的人都讚港鐵，這句話過去還有點道理的，今天過後肯定不能再說了。這次意外肯定要問責，但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連港鐵也可以撞車」這句話的重點，在「連」這個字。這些年間，香港已有太多我們以為不會出錯的東西出了問題。今次撞車如果只問事故本身的即時原因，不深究後面的系統性敗壞，是沒有對正問題。
出意外，找一兩個人出來臭罵一頓洩憤當然可以；但當意外接連發生，就要思考系統性敗懷的可能。我們所處的現代社會，從系統科學的視角去理解，其實是一個制度網絡，當中每個節點互相支持。一個健康的網絡，就算其中一個節點出了小毛病，其他的節點也會自動修正；但當整個網絡的每一個節點都出現明顯問題的時候，就可能會骨牌效應地倒塌。今天香港社會的崩壞，不只是一個環節的崩壞，而是環環相扣的系統性敗壞。
專業失效
現代社會無比複雜，只是這個複雜性往往隱藏在社會視線後面，平時有效運作的話我們是應該看不見的。港鐵今天撞車，換轉話就是正常來說不會撞車，而這後面應有一整套的專業知識和組織所支持。類似的，還有平時我們坐升降機或扶手電梯，不會想到背後的維護工程人員，直至升降機或扶手電梯故障；我們平時出行，也不應要想到大橋或隧道是否安全，因為我們會假定負責的檢測人員都已做好了驗收工作。就算是學校和醫院，我們也依賴一整套的專業制度，相信教學和醫護專業人員的能力，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
曾經，專業精神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社會特質之一。我們相信各個專業的負責人不單有知識，也有責任感去實踐他們的知識，作出最佳的判斷。今天的香港，我們卻發現這個環節不斷出錯。是香港再沒有專業人士了嗎？還是這些專業人士都變得好食懶做了嗎？如果事情是這麼簡單還好，只要重新培訓一批新的專業人士就行了。但如果有其他原因使他們無法發揮應有的能力呢？那問題就變得複雜了。
正常對專業界別的監督，無非分內在和外在兩種：內在監督是指專業界別內德高望重的人士成為管理者，發展出一套專業規範讓後來者跟從；外在監督則是指專業界別無法作出有效的自我監督的時候，由社會大眾通過民意代表作出監督。這兩點，在今天的香港都失效了。
用人唯賢失效、忠誠至上、社會不平等
專業界別的內在監督要成功，後面有個用人唯賢的假設。當權者懂得用而且善用這個權力，才能設定出相宜的專業管理制度。反之，出來的制度要麼就變得行禮如儀或無人遵守，教師忙於文書工作而非見學生，醫生護士忙於填表格而非見病人，工程監督的表格大批失蹤又無人問責。
那為什麼有識之士當不上權力的位置？因為用人唯賢的制度被用人唯親取代，忠誠至上成為升遷的標準。有權力的人為了保護自己，也就找忠於自己而非忠於專業的人來做手下，以免自己的權力受到不聽話的人挑戰。而這些手下因為本身的能力有限，他們再找他們的副手時只會越找越差；而本來在團隊中有能力的人，也在劣幣驅逐良幣之下自願或不自願地離開，最後整個團隊的能力也就一點一滴地失去了。
用人唯賢失效和社會整體的不平等也有互為因果的關係。當權者不再用人唯賢，設計出來的制度自然也不會重視社會平等，因為他們不想在社會大眾中尋找接班人；而不平等的社會，本身也難以培養出背景不同的人才，有半點能力的人的背景都是一樣的，塘水滾塘魚，到當權者想找些想法不同的人來加入也找不到，要用人唯賢也無人可用了。
民主失效、制度不信任
為什麼專業界別做不到用人唯賢？因為整個政治制度本身也做不到用人唯賢，而專業界別的管理是政治制度的延伸。一個封閉的政治制度不會容許任何獨立的權力來源，德高望重的專業領袖自然是首個被懷疑的對象；專業界別變得忠誠至上，只是民主失效下政治制度要求忠誠至上的一個延伸。
民主失效引發權力不開放，後果自然是利益分配不平等，從而製造更多的社會不平等。坊間看見社會不平等是由權力所做成的，就很容易會變得對整個社會制度變得質疑。而當坊間看見自稱專業人士原來都是亂來的，也很容易不問就裡感到整個專業都不可信；就算有心人在這個時候意圖以專業意見去解釋釐清社會矛盾，坊間也失去聆聽所需的信任和耐性了。
與此同時，制度不信任和民主失效之間又互為激化。例如坊間會覺得議會無用，選舉的時候也就不投票，然後保皇黨壟斷議會；其結果，就是使得大家更覺得議會無用，以後也就更不投票。如是者，先是分組點票否決權失守，接下來可能連三分一少數否決權也會失守，議會無用和金融危機一樣變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責任個人化、制衡失效
不信任制度的後果，就是遇到問題便靠自己處理，因為大家都不相信可以通過民主程序改變制度來處理。老人和嬰兒在家無人照顧，從整個社會來說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方法，應該是一起去爭取社區養老和託兒服務；但既然都爭取不到，不如每個家庭自己請個外傭回來算了，雖然無論從個人或社會來看這解決方法的成本都更高。擔心孩子將來的出路嗎？從整個社會出發的話當然是要求增加大學學位，減低社會不平等，那麼孩子日後想做什麼都可以；但既然都爭取不到，不如每個家庭自己請補習報名校，實行一系列的課外活動和遊學團軍備競賽，雖然無論從個人或社會來看這解決方法都不見得很有意義。
不過，這個責任個人化還是會帶來後果的。當大家都投資了這麼多進去個人化的「解決方法」，要求制度上解決問題的壓力就會變得更少。此外，過去如果出現濫權行為，獨立的專業界別還會出聲質疑，現在專業界別也被權力收編了，在坊間也就進一步強化對制度不信任。
最後，我這兒把民主失效視之為制衡失效的原因而非後果，因為民主制度建立的條件，是當權者承認自己不可能永遠撐下去，而要為權力轉移提供和平有序的機制，也為自己提供日後捲土重來的機會。如果當權者感受不到制衡的壓力，自然沒有需要把制度民主化。
說到這兒，我們似乎看到香港的系統性敗壞的一個根本原因：香港政治格局的改變。
過去香港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但英國人很理解他們在香港的地位很弱，很容易受中國大陸的影響。這點在六七暴動後特別明顯，因此港英政府在七十年代起大力推動香港的社會發展和制度完善，後面出於來自中國大陸的權力制衡；而到了九十年代的民主化，則更明顯地有對應中國大陸的盤算。九七過後，隨著英國人的撤離和中國的國際地位改變，欠缺制權力衡下引發的問題已越來越明顯，形成一系列的系統性敗壞。
未來會如何？我們不妨看看中國大陸的情況。中國社會，凡事講關係，後面實是制度不信任下責任個人化的極致。面對爭執，中國社會又往往以吵鬧方式應對（無論是街頭爭端或是去醫院集體醫鬧），後面實是社會不平等下對制度不信任的極致。香港的系統性敗壞相對於中國大陸來說，恐怕只是處於開端階段。
港鐵的問題，不是換一個馬時亨就解決得了。要阻擋香港的系統性敗壞，在政治格局可以改變之前，每個環節都要奮力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