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廿一世紀不斷出現各種極端氣候的年代，全球城市政府都在談「城市抗禦力」（Urban Resilience）的規劃建設，不單只講求硬件工程的配套如何抵擋愈來愈頻繁的天災，更關鍵是需要軟件的體制支援，例如市民、機構及決策者的城市應變意識及敏感度，來增加對應緊急問題的靈活性。
但一個不知7-11無廁紙買，連八達通都不懂如何用的特首，我們無法期待她有靈敏觸角，知道北區市民早上無東鐵是不會自己有私家車上班，她就彷彿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
在近年《香港2030+》的長遠城市規劃文件，的確是看到香港要在城市規劃上全方位融合「抗禦力」概念的眉目，但最後我們這群具前瞻性的規劃官員是如何演譯這概念呢？
預料之中，他們巧妙地將本來為抵抗風災及各種極端氣候的城市抗禦力概念，超譯為「經濟抗禦力」 （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及「創造容量」。於是，為了增強這些「抗禦力」，文件說香港就要推動移山填海造人工島的基建計劃來增加土地儲備，就能創造更多「環境容量」應對不穩定的未來。
基本上，就是AO最擅長的「玩食字」，將原有借本來用來防颱風、極端氣候、天災的意思完全掏空，然後用來合理化他們最想推動的經濟增長及大型基建，尤其傾向既得利益者的那些，最後更對城市既有抗禦力帶來嚴重的破壞。
雖然一般市民一下子未必聽得出問題，但如果你問一個普通外國人，告訴他香港政府防止極端氣候的方法，就是要填人工島、大規模開發農地及郊野公園來增強「抗禦力」，我保證他們一定當場笑得人仰馬翻。
在香港，無論如城市抗禦力一樣有多普世的好主意，最後都會扭曲成既得地產及工程利益的淘金概念，而非真正對應天災帶來的民生及安全問題。如果未來香港真的按董建華智庫及林鄭在海中心填個幾千億人工島，可以想像這個孤島在超級颱風中一定慘過杏花村。
這就可以解釋到香港遇上極端氣候時，為何每每政府應變力都是這麼低，因為官員的腦袋根本不是在意這些民生及人命安全問題！
恰巧地，山竹風暴會成為這學期我下一堂教《Urban Sustainability》的鮮活教材，但對香港來說這課上得太憤怒與沉重，而且在可見的未來問題將永無休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