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鳴章主教日前溘然長逝，回歸天家，令人惋惜。由於教區並未有助理主教，引發繼任人問題，惹來社會關注。
公眾之所以關注，乃因天主教香港教區長久以來是香港社會重要一員，而主教則是教區的全權管理人，舉手投足皆為人所重視。加上中國政府打壓宗教自由升級，香港的自由、法治逐步褪色，教廷此時卻選擇與中國政府修好，令香港教友以致部分非教徒也感不安。誰出任下任香港教區主教，領導教會，自然成為焦點。
但我們更關注的，是香港教區的未來。教會是旅途中的教會，身處現世，自不能與社會割裂，埋頭沙堆。而且，當前是教區上下最需要團結一致的時候。我們謹就此公開信拋磚引玉，敦請香港教區當局，回應當前香港社會的困境，應對中國政局的影響，謹慎研判，勇敢倡議。
教外教內 憂患重重
有云近來香港社會趨向平和，衝突減少，屬良好徵兆。然而表面平和之下，實是無力感充斥、青年失去希望、危機四伏。《國歌法》立法即將到來，我們教區十六年前積極反對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猶如項上之刀，宗教自由、結社自由的威脅逼近。政府對社會運動人士的法律檢控從未停止，加上貧富懸殊不斷擴大，青年學子壓力沉重，移民潮也有再現之兆。所謂平和，只是威權下的窒息，而非教會所倡導根於正義之和平：「沒有公義，社會就不可能有真正或可持續的和平與穩定。」（湯漢樞機《政制改革與香港社會福祉》牧函）
中國方面，自習近平上場以來，採取鐵腕統治，全力打擊民間社會。燒十字架、搗毀教堂等迫害加劇、新疆穆斯林被送進「再教育營」、官府大規模搜捕維權人士、各地「低端人口」被打壓清除。習近平政府對香港態度強硬，透過特區政府以民族主義之名打擊異見，「一國兩制」已成為國際社會笑柄。
香港教區臨在其中，不可能獨善其身。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收窄，宗教自由自難倖免。以《國歌法》為例。假若該法得以通過，則天主教學校也必須就範，中共主導的民族主義將在教會的的品德及公民教育上套上枷鎖。教會既然與世人同甘共苦，任何被打壓者的困境，也應該是教會的困境。
教廷和中共政府簽訂臨時協議，並未令迫害停止，反而有加劇的趨勢。香港教區此時假若義無反顧支持協議，拒絕發出諫諍之聲，則有被邊緣化以致被強硬統合之虞。當教廷輕忽香港教區獨特的歷史和地位，則香港教區難免成為中國教會的附庸。而當香港教區成為附庸，而中國教會仍在中共政府的鐵腕控制之下，則香港教區也成為中共政府囊中之物。
除了外憂，亦有内患。内患的根源，是信仰生活滯後於時代徵兆。每年領洗人數節節上升，不等於教會進步。教區社會牧民的焦點，仍然停留在慈善救濟為本的事業；對社會結構的不義和邪惡卻乏於斥責；教友培育的核心，也側重個人和家庭私德的陶成，對於可為靈修操練之一的社會參與，卻往往被冠以「教會不搞政治」和「政教分離」等似是而非的修辭邊緣化；在教區最重視的青年牧民層面，也是多講個人修身、喜於籌備大型活動「與民同樂」，鮮見強調信友的先知角色，社會訓導繼續處於教區培育的末流。既然靈性生活是宗教實踐的根本，那麼一套個人主義、側重私德、抗拒公共參與的出世靈修，是否延續了教會和信友抽身社會，只講個人成聖和末世救贖的文化？
艱困當前 回歸本真
香港教區可以有甚麼出路？我等不才，不敢說有何真知灼見。然而經過審慎思量，得出以下分析及建議，望供教會牧者和賢達參考。「誠於中，而形於外」，歸根究底，教區須更新對教會角色、定位和使命的思維論述，拒絕世俗思潮，重建靈性為本的在地使命。
（一）不要殖民主義的教會
首先，香港教區必須去殖民（decolonise）。自港英時代起，教區自我定位為政府的合作者，提供各種社會服務。殖民地政府得到如此助力，減輕負擔，自是樂見。儘管此關係確實令教會履行了僕人的職責，對建設香港社會貢獻良多，建立了優秀的學校、醫療和社會福利機構，卻令教會依賴政府關照，坐享豐厚資源和社會聲譽，遺忘了先知的職責。主權移交後，由於政局丕變，以及個別神職人員和人士的努力，教會開始多負起先知職責。可是牧民方針未見有明顯轉變，與政府關係也未有結構上的更易。對上一次召開教區會議探討定位，已經是接近二十年前。教區亟須革新，探討本地牧民優次，審視與政府的關係。
（二）不要附屬政權的教會
教會訓導明言，教會不是政府的附屬團體。正如《天主教教理》清晰指出：「教會，鑑於她的任務和她的管轄範圍，與政治團體不作任何形式的混淆。教會同時是人具有超然特色的記號和保障。『教會尊重並鼓勵國民的政治自由和責任』。」（2245）教會有責任判別時代徵兆，明辨疾苦、失望、怨氣，和無力的來源，消除結構罪惡，建立愛的架構。
一些教會人士認為，在困境中，只要投靠政權，與政府友好，就能保障自己的「生存空間」。這想法是昧於歷史事實，也極為自私。歷史上，確實有地方教會選擇與威權政府共存，甚至過從甚密，以為策略能為教會換取自由。教會得到的是繼續運作的權力，甚至政治特權；失去的卻是教友和國民的信任，以及自己的靈魂。日後要收復道德失地，談何容易？
「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瑪十六：26）然而更重要的是，此舉違背基督精神。基督要救贖的，是所有人的靈魂，而非只是教徒的靈魂；教會要保衛的，是所有人的人性尊嚴，而只是非已領洗者的人性尊嚴。當教會和權貴親近而忽略受壓迫者，公信力就會消減（參考《世界的正義》）。
我們重申，所謂「政教分離」，是指政權和教會互不從屬，並非指教會不能廁身公共事務。相反，為發揮先知使命，教會有責任積極為本地的公益和關乎人性尊嚴的事務發聲，與受壓迫者同行，甚至與政府周旋到底。
（三）不要國族主義的教會
香港教區也應該走出民族主義的窠臼。香港教區一直擔任所謂「橋樑教會」的角色，橋接中國教會和普世教會。而在過往的教區的官方文件和發言，離不開民族主義定位，包括「香港之中國一部分」、「血濃於水」等。我等並非要在此次開啟有關民族和主權的爭論，亦非要改變神長的民族認同。我們卻要指出：以上的論述，屬政治論述，而非當信的道理，更非顛撲不破的真理。把民族主義放在主要地位，不但影響牧民優次，更無法回應現時青年對國族身份的質疑，以及某些教友對中國政治的不滿和焦慮。長遠而言，只會更加令教區與新一代教友脫節，無助發展教務，反要製造不必要的內部矛盾。
「橋樑教會」的定位，理應是協助中國教會和普世教會共融，幫助備受中共政府迫害的兄弟姊妹。如此定位，屬應有之義。但假若「橋樑教會」的角色蓋過了「香港本地教會」的角色，則難稱合理。從過往教廷高層的發言，以及主教述職的消息可知，教廷相對忽略香港本地教會的發展。然而香港教會有獨特的歷史軌跡和處境，香港的教友當然有其獨特的需要。教區必須以香港教友為本，制定牧民優次。香港教區，不是中國政府的附庸；真正的「橋樑教會」應該是連接受迫害的教友和普世教會，而非連結中共政府和教廷當局。
（四）要屬靈入世、休戚與共的教會
教會本地化，不能只停留在文化互融的層面。在地的教會，不能無視其社會、經濟和政治困境，也不能推諉與受壓迫者和弱勢社群同甘共苦之責任。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開宗明義：「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亦是基督信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因此，香港教區諸位牧者也應與香港人同喜同悲。
耶穌基督降生人間，出身寒微，不與政治勢力妥協，在與社會精英打交道之餘，長期與窮人弱勢為伍。教會的本質，亦應如基督的公開生活和初期教會，無需懼怕失去安穩的帳篷，以信仰的本質為先，敢於走到前線，與受各種不義壓迫的弟兄姊妹共赴一軛。
胡振中樞機在《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中指出：「『僕人角色』、『先知角色』和『兩者的均衡發展』是引導我們參與社會服務、為天國作證的重要概念。透過僕人角色，我們直接服務有需要的人士，為『社會的受傷者包紮傷口』。透過先知角色，我們致力消除『使人致傷的種種社會原因』。我們當指陳時弊，特別指陳社會結構及政策所隱含的不公義，呼籲悔改，走合乎人性尊嚴的道路。」楊主教在去年子夜彌撒亦強調，信友應關顧最末的、最小的和迷失的兄弟姊妹。故我們力行哀矜關顧近人同時，亦應力斥和消除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邪惡。
我們在此時代，不需要一個管理得體、教務昌隆、善於妥協的慈善機構；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屬靈入世、休戚與共的羊棧。
師法基督，起行伊始
楊主教在去年四旬期牧函中指出：「沒有東西可以取代『重新思考』及態度和內心的改變，因為這些都是陪伴我們踏上真正轉化歸依之路或朝聖之旅所需的重要因素。當聖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來加強傳教精神及回應現代社會的一切挑戰時，他提到我們有必要打開窗戶，讓新鮮空氣進來。讓新鮮空氣進來，能使我們擁有一顆開放的心去擁抱、交談，也能使我們擁有勇氣去改變。讓我們不被困惑和失意取代對主耶穌的信靠，祂是歷史和改變的主宰。團結在祂的教會內，『不論順境逆境』（弟後四，2），不斷恒以新的方式和煥發更新的精神來進行福傳，好讓福音的種子扎根、成長，並且結出纍纍的果實。」
我們認為，在主權移交二十一年後和教區會議十八年後，教區上下是時候更新對香港教會與社會的使命。我們明白教區當局驟失首牧，難以短時間應對上述種種挑戰。故此，我們懷著對教會的愛和盼望，謙遜提出以上建議，呼籲牧者和教友一起「重新思考」香港天主教會的未來，在聖神的光照下，團結起來，共商前路，回應時局；同時令大眾看見教區精誠團結，願與香港社會共患難。
我們懇求教區主保無原罪聖母的代禱，願聖母時刻陪伴我們，使我們有勇氣秉持基督精神，無懼艱困，起行伊始。
聯署人：
陳樹暉
黎恩灝
莫哲暐
曾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