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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喜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立法會剛成立了法案委員會，審議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再次探討如何改革醫委會。談及醫生專業規管，便令人想起近月多宗病人出現嚴重情況的報導：先有鄧桂思未獲處方藥物引致急性肝衰竭；再有八年前同樣遭遇的死者蔡文超的家屬申訴；及後有少女被刺穿動脈後出現腦缺血中風；亦有病者覆診時已難以行走但未獲跟進，兩日後因頸椎感染致癱；最近法院正聆訊一名市民懷疑被DR集團醫學療程誤殺一案。無論這些個案屬醫療事故或不幸事件，病人及家屬都承受著巨大創傷。
在醫生而言，治療後出現已知副作用及併發症等風險，和醫療事故之間有莫大分別。前者是疾病發展或治療伴隨的風險所造成的不幸，後者卻是醫生的疏忽失誤引致。然而，對病人及家屬而言，治療後出現嚴重情況，很容易產生疑問，尤其在治療前，病人及家屬未有得知有關副作用及併發症等風險時，更會引起猜疑。此時，若醫生用已知風險作解釋，就更可能被質疑是否編織理由掩飾錯失。
過去也曾有投訴人接獲醫院回覆指治療後的嚴重情況屬已知風險，但經進一步查證及覆核，原因卻未如醫院所言，反而是治療未按既定程序引致，實屬疏忽。因此重要的，是協助病人及家屬，甚至令市民辨別治療後的嚴重情況，是天意、不幸，抑或是人為、疏忽。
近期個案，有屬醫療事故，也有屬不幸事件，而各方均將矛頭指向前線醫生，也著實令他們承受巨大壓力。醫生團體因此提出多個觀點，包括：電腦系統未能提醒注意藥物處方；缺乏處方藥物指引及權限；人手不足工作壓力龐大系統制度缺失但管理層卻置身事外；嚴厲指責一些批評者未能分辨醫療事故與不幸事件的分別，借故批評醫生逃避責任以撈政治本錢。種種說法均嘗試表示多宗個案起因，並非單單是前線醫生的責任，甚或不是他們的責任。
談及責任，或許應先釐清在病人傷亡事件涉及的種種責任。首先，醫生有溝通責任，向病人及家屬講解事件，令他們明白嚴重結果的因由及往後的治療方向。其次，如屬醫生錯失便是專業責任，可能影響醫生的執業資格。另外，如屬醫療失誤，醫生或醫療機構應承擔疏忽責任，向傷亡者賠償損失及跟進治療；就算結果屬已知風險，對病者也有照顧責任，繼續跟進病情。再者，如事件反映制度問題，醫療機構管理人員理應有行政責任，承認錯失並改善制度。最後，若有如沙士般巨大失誤，醫療政策的問責官員必須承擔政治責任，以顯示向公眾問責。種種責任是各有各的承擔，管理層甚或問責官員當然不應把行政、政治責任完全歸咎於前線醫生的專業責任。不過前線醫生也不應義正辭嚴地把應該承擔的專業責任推卸到「離地」的管理層甚或問責官員上。
由此可見，醫療事故也好，不幸事件也好，醫生、醫療機構、管理人員、甚或問責官員總有所需承擔的責任。如發生醫療事故，當然要對病人及家屬承擔專業責任、疏忽責任，對其他病人及社會承擔行政責任、甚或政治責任。不過，就算是屬已知風險的不幸事件，病人及家屬也會期望醫生及醫療機構履行溝通責任，及照顧責任，甚或改善服務的行政責任。未知被醫生團體指責的批評者說醫生逃避的責任，是哪種責任。如果連批評者的意見也未了解，便指責別人撈政治本錢，似是心理保衞機制引發的行為多於是真心謙卑的表現。
出現保衞行為，可能是因醫生未能坦然面對錯失、和傷亡病者及家屬的指責。雖然病人及家屬容易激動憤怒，但如能以開誠布公態度，耐心聆聽、仔細分析、詳細講解，他們都是講理的，不一定憤怒地責難醫生。他們要求的，是能清楚知悉事實真相。若醫生能坦白承認錯失、勇敢承擔責任，病人及家屬一般都會較容易接受事實。
有人形容醫生「四面楚歌」，實在言重了。醫生一直是天之驕子，備受社會推崇市民尊敬。如能放下身段，真心謙虛地與人溝通，絕不會落得這種下場。須知楚霸王項羽「四面楚歌」，皆因他自大孤傲、剛愎自用所致，戰敗後更不敢面對江東父老、尋常百姓。如今再次討論醫委會改革，萬望醫生團體實事求是，不以輸贏視之，反而謙虛地了解公眾期望，尤其在推算醫生極為短缺的情況下，共同尋求公義公益，以免真正陷於「四面楚歌」之境地。
原文刊在明報2017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