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五區總辭1 - 溝通還是企硬
前言：
近日五區總辭已經在社會引起不少爭議，但觀乎近日在主流傳媒看到的卻是不少名人學者，甚至泛民中人對此方案的反對聲音；反觀網絡上卻是支持的聲音佔絕大多數。到底是網民脫離了主流民意，還是主流傳媒有意塑造合自己心意的民意，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但24/8/09明報孔誥烽的”給公投一個公平開放的討論空間”稍有論及此話題，有興趣的可看該文。
還有，事先聲明，頭三篇文的初稿在22/8/09已經寫完，一直沒時間完成，到了24/8/09時，卻發現我寫的部分論點和孔誥烽的文章不謀而合。
我個人傾向支持五區總辭，但是到底是反對的聲音有道理，還是支持的聲音有道理？
在第一篇文，我會說一說我為何不認同香港民主派爭取民主的方法，及五區總辭的重要性何在。
在第二及第三篇，我會討論一些反對意見。
在第四篇，我會談一談辭職補選失敗的可能性和對社民連的考驗。
1.溝通還是企硬？
在討論五區總辭是否可行之前，我先問一個問題：先假設五區總辭真的有問題，但是，泛民還有甚麼其他方法？
在這一次，泛民及一些學者在反對五區總辭時，卻沒有交出另類方案，說得最多的卻是"溝通"。
難道泛民及一些支持民主的學者，真的以為"溝通"、"不搞對抗"就能帶來民主？
他們豈會不知道中共的歷史？中共曾經有"在自己手擇絕對軍政財力優勢時，卻和對方溝通，作出讓步"的歷史嗎？綜觀中共的歷史，除了中印邊境戰爭，中共在自己稍有優勢時作出了讓步外，我沒看過中共會向一些比自己弱勢，又連稍為有對抗的行動也不敢有的組織作出讓步過，反而經常地以各種方式鎮壓他們，例如反右運動中的中國民主同盟就落得被打為右派的下場、89年的六四事件等都是清清楚楚的歷史事實。
無論中外各國人民追求民主政制的歷史中，包括某些學者稱道的南非和解模式，都是先有一些反對派合法或/和不合法地以強硬的手段和立場作出抗爭，去迫得當政者不得不去處理反對派提出的訴求，為反對派中的溫和派跟當權者鋪好通往談判桌之路，到了當政者不得不在維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和溫和派溝通，和解和讓步才能成功的。
以南非為例，當初曼德拉被拘捕的原因，不只是因為他反政府，還是因為他建立了軍事組織”民族之矛”，以武裝鬥爭的手段去迫當權者讓步；到了當權者和曼德拉和談，其基礎還是在於當權者不想再和反對勢力作血腥的武裝鬥爭。
說到激進、企硬，一個完完全全地在香港的法律下進行的總辭及補選，和南非推行武裝鬥爭的"民族之矛"比，那個激進、企硬？在我眼中，五區總辭甚至不佩以"激進、企硬"來形容，它不過是一個在香港如此溫和的爭取民主運動中，一次稍為強硬的表態罷了。
人們從電視、報章看到的是風光的民族英雄，卻忘記了為這些民族英雄的崛起而堆土砌壘的強硬派，就只會去歌頌這些民族英雄，以為和解、溝通是解決方法，卻漠視了和解溝通出現的前提，就是要有一股迫得當政者不得不坐到談判桌上的政治力量。
問題是，香港的泛民主派，卻是個個都想要當英雄，都想選擇做"精人出口，笨人出手"的溫和派，沒有人願意當強硬派。沒有人企硬的話，中共就能不斷地以其宣傳機器去把這群明明"溫和到令人生厭"的泛民描述為激進派、”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派。在這種惡性循環下，香港的泛民主派，如果跟隨中共的宣傳機器起舞，中共不斷指鹿為馬地說泛民激進，泛民就急急忙忙地大叫自己溫和，還不斷地想方設法表現自己是如何地溫和(不客氣地說，表演自縛手腳)，最終，這樣越來越自縛手腳的泛民，和在中共旗下那八個名為"民主黨派"的政黨、在中共容許的範圍內，說一些中共容許他們說的反對意見的政治花瓶又有何分別？
我不是說香港的泛民就要全部都走激進路線或是學民族之矛，也不是說中共說甚麼泛民要倒過來做，但是請問各位泛民中人，你們憑甚麼讓中共坐到由你們設定議題的談判桌上，而不是任由你們不斷地大叫"溝通""溝通"，也依然紋風不動，偶然就稍為動一動指頭，讓你們有"中共要和我們溝通了！"的遐想，遐想過後卻發現這不過是自己的一廂情願，直到你們這一代泛民老的老、死的死，到了不得不交棒時，交給我們這一代人的卻是和中共旗下那八個"民主黨派"一樣的成果？如果不去推行群眾運動，以群眾的聲音去讓中共坐到談判桌上，你們憑甚麼和中共談判？
近年的泛民，越來越失去領導民主運動的能力，越來越不懂群眾的心態，越來越被動，要群眾自發組織運動，到了稍有所成，泛民才會懂得出來參與，倒董運動如是、保衛皇后碼頭如是、在政府總部通宵靜坐等也如是，泛民變得越來越不懂主動發起群眾運動，卻只會在群眾自發運動到一定程度時才出來參與，跟著群眾的尾巴，而不是負上作為民主運動的領袖的責任，去發動和教育群眾如何爭取民主。這樣的泛民，如何才能說服群眾，你們是真心的追求民主，真心地關注香港的社會發展，而不是像曾蔭權那樣，把自己的議員職位當作是一份工來打？
這次的五區總辭，所要做的，也不過就是稍稍表現出香港人對爭取民主的決心，讓中共沒有籍口說"只要給香港人經濟上的甜頭，香港人就不會爭取民主的了"，而是清清楚楚地明白，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決心，不是用甜頭就能收買的；不過是以群眾運動來對民眾作出動員和教育；更重要的是，也不是過是讓被群眾領導已久的泛民，重新負上他們作為民主運動的領導者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