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於《明報》「世紀」，30/11/2010）
十一月十九日，地政總署原定大規模收地的日子，有六百人晨早便到達菜園村護村。結果，地政最終在下午宣布行動取消。護村成功。
十一月二十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在菜園村生活館，第六屆香港社運電影節上播放了鐵怒沿線（二）—蓽路藍縷。這是一齣記載菜園村在過去一年村民心路歷程的影片。在播放會後的分享上，在場的村民向拍攝製作人和一直伴隨抗爭的關注組和支援組等等人士連連道謝。而製作人Benny，與一些分享的觀眾卻又以相同份量的謝意回敬。稍將一小時的分享壓縮一下，多謝之聲此起彼落，基本上成了分享會中的關鍵動作。
如此互送謝意的來往，有別於尋常發生的客套。每份謝意本身都有著沉厚的內容，這是與時間有關的東西。
一、對時間想像的致命反撲：
今天對時間的觀念，大多有一種如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世界是平的」的想像：即一切沒有了時間的阻隔，我們活在瞬間之中。難怪早年《叮噹／多啦A夢》的「隨意門」，以致《龍珠》悟空的「瞬間轉移」，對廣大的讀者、觀眾在理解上都沒有出現過甚麼匪夷所思的反應，反而看、讀得津津樂道，一切都只不過是遲與早的較量而已。對時間的印象的確在電子科技發展下轉變了，結果有好有壞。然而，當時間這種快速的說法高唱入雲的時候，我們對它的了解也變得單調起來。慢或等，基本上就是與今天的時間觀背道而馳的。甚至乎我們會以罪惡來視之並棄之。有趣的是，當我們說「時間是快的」這句話時，其實需要一種「例外」來支撐，這就是「時間是慢的」。這裏所說的「快」與「慢」，並非一般客觀量化意義上的快與慢，而是當我們說「時間是快的」的時候，我們是說著一種當下即時的了斷、一種沒有時間再做到甚麼的窘迫感覺。而作為這種「時間是快的」說法的例外，正是要將時間的頻寬拉長，在其中做點事、說點話。換言之，「時間是慢的」，其實是一種對事物急就章、草草了事的一種致命性反撲。
「沒有時間」固然不單是周星馳電影的對白，它也是我們今天生活中的主要要求，不論這是被自己或被別人強迫的。「沒有時間」往往成為不思的借口，使人逃過真實的交往，繞過對種種手段的合理性和公共性辯論。這就好像左翼基進學者齊澤克（Slavoj Žižek）曾說過的一個故事的寫照（大意如下）：一輛車走進黑漆的隧道中，眼前只有一點光，駕駛員在受到黑漆的恐懼威脅下，便以為那光是從隧道的出口傳來的，因此便加速前往；誰知，那點愈來愈近的光，並非是通向光明的出口，而是另一輛高速的車輛以同樣高速迎頭而至。結果是怎樣，你我當然也能猜到。這不就是今天的時間觀所行將面對的致命結局？不也是建高鐵所象徵著的某種霸道的社會價值所要提防的嗎？
二、沒有真橙成份的燈汁：
十月二十日，下午三時，我到達了中環美利大廈，希望探望一下留守的菜園村村民。其間，我與游伯談了好一段時間。游伯由他的母親如何被定為地主遂帶同當時只有十五歲的游伯由惠州來港避難開始，一直說到她母親辭世。其間，他提及到文革、改革開放、買地種田、農地被原居民收回作貨櫃場或停車場等等。這些歷史，游伯說是每個住上五、六十年的村民的故事。於我看來，這其實是香港社會的歷史，像《阿甘正傳》的歷史背景架構一樣，在其上貼著一個又一個鮮活的人生。當然，與《阿甘正傳》所不同的是，《阿甘正傳》是依循著大美國成功歷史所拼貼出來的；但游伯的菜園村故事，卻是屬於一種普遍的例外，用精神分析學家拉康的說法，是「沒有—所有」（Not-All）。這種「沒有—所有」，正正就是與經濟發展、中港融合的香港前路論述構建中的一種缺乏，重要的是，這缺乏恰恰才是香港精神所在。
香港精神座落在對生活忠誠的菜園村。而菜園村，不多不少，正正是目下香港大談和諧和發展時最需要具備的核心。但奈何，我們從現實的生活中出現了一種空白，一種談不下去的空白，一種把核心抽去後的亂竄。試想想，一個擁抱中產價值的生活是怎樣的，我想就能讓我們留意到這種空白是怎樣地近在咫尺。每天早上起來便駕車返工，在公司裏操作著與生活愈來愈疏離的工種，脫離直接的生產與勞動，這些工種我們稱它為「服務」，但諷剌的是，許多時候我們服務了誰也不知道。整天生活中吃進肚子裏的，是不明來歷的「肉」與「菜」，它們在那近乎疲勞轟炸每個都市人有關食物安全的「資訊」中，使人痛失豐富的味覺經驗，因為我懷疑我們愈來愈不相信正在吃下的，其實不再是原始意義下的「食物」。周末假日，找一點義工或上上教會去。那裏理應是重尋一周中丟失得無影無蹤的精神場所。不過，教會的崇拜、建堂擴地界的置業、與及其一切一切的重覆生意興隆，卻又跟生活和社會脫鈎，使得有時候愈做義工愈上教會，所得的卻是進一步的迷失。難怪《迷》仍然可以播映到今時今日！若每天的生活就是跟別人，甚至跟自己出現斷裂的話，那一切由政府傳播出來對香港精神的談論，不是空話，便是大話，是喝著沒有真正香橙成份的橙汁！
三、守著那易碎而極珍貴之地：
菜園村由起初的「不遷不拆」，走到今天的「先建後拆」，並沒有隨著年日而使運動力量減退。相反，它一次又一次在云云市區重建及發展計劃中，不斷滋長出力量來。我看這份力量，不是甚麼斷裂或「沒有時間」下催生的結果；而是整個社會經歷自最近五、六十年由逃難到回歸這段歷史後的一次盤點（當然事情可以數得更久遠，延伸至香港殖民歷史的開始那刻）。可以這樣說，過去的六十年，見證其轉變的正是今天仍然活著生活著的人，不論你是年屆八旬的「八十後」，或是生於八十年代的「八十後」，你都在參與著這過去的六十年，分享承擔著它的起跌更變。菜園村與菜園村所包含的種種對社會抗辯的追求，不就是整個社會要面對自己真相的光輝時刻嗎？問題是我們有否珍而重之地看待它，為它作為一種時代的癥兆而與之認同？
十一月十九日護村當天，有幸到過種花的昌哥家中，聽他說他的故事。他說，過去一生營營伇役，只懂發奮賺錢，若不是有這次政府的無理不義之舉影響到他，他也不會認識到一班關注組、支援組的年青人，一同追求公義。好一聲「公義」，理直氣壯，為過去數十年這個城市走過的道路，所建立的一切，呼喊出其中的缺失與真實。菜園村事件，不純粹是一種因果關係，為要指出發展主義的局限。它也是活在這個城市的每一個參與事件的人，守護和發展著易碎的公義、良知、仁愛、信任等價值的一次忘我且拼命的努力實踐。說到這裏，我想不管由村民或是支持參與菜園村的同道，我們已分不清是誰守護著誰，皆因大家都在經歷著成長、轉變，這兩年，大家都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