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2006.3.25
特首選舉今天終要落幕。
然而，若果按照剛去世的法國思想家布希亞 (Baudrillard) 的角度，這場選舉，也許根本沒有發生。正確一點的說，它是一件非事件的事件 (non-event) 。它就如布希亞眼下的波斯灣戰爭，一場不曾打起來卻已到了戰後的戰爭，而我們的特首選舉，則是一場不曾選起來卻早已到了選後的選舉。
不過，為了這場選舉，我卻差不多掉了兩次眼淚。
第一次，是梁家傑首場臨尾轉述八十二歲老人爭取普選的囑咐，第二次，是曾蔭權次場在總結中的真情剖白，他說：做特首第一要對不可改變事情要沉著接納，第二對可改變的事情要勇於去做，第三是有智慧分辨甚麼是可能及不可能。
筆者為那滴快要掉下來的的眼淚，仔細思索，猛然記起，那是改自美國基督教神學家雷諾．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博士的寧謐禱詞 (The Serenity Prayer)。
禱文說：祈求上帝，賜予我平靜的心，接受不可改變的事；給我勇氣，改變可以改變的事；並賜予我，分辨兩者的智慧。
筆者並無宗教信仰，但我記得，在六四之後，第一次聽到有人引述這段極有感染力的禱文，大為感動，安撫了受創的心靈。我只是沒有想過，這樣的悲情論說，會出自競選辯論中的曾蔭權之口。
媒體曾告訴我們，梁曾之戰，是「願景」和「務實」之戰；媒體也曾告訴我們，曾蔭權會打「中央關係」牌，而梁家傑會打「悲情」牌。但是，現在我們都發覺，這場「選戰」讓人記得的，卻是梁家傑是「輕佻」的好辯者，辯論勝曾蔭權一籌，但曾蔭權卻不單只「務實」，更是民望遠遠拋離對手，並能暗自呼召「悲情」，團結各階層港人的「真」王者。
人們愛說，泛民主派的本錢是呼召六四的悲情，呼召零四年人大釋法，否決普選的悲情。然而，人們往往忘了，在香港人深層意識底下，還有深達百年，不能主宰自己命運，作為殖民地蟻民的殖民悲情。事實上，除了六四屠殺，是港人感受最深的「不可改變的事」之外，還有甚麼比生活在一個殖民地，沒有辦法當家作主的事實，更為不可改變，但卻要「沉著接受」的呢？曾蔭權說他學會「沉著接受」，分辨「空想」和「可改變事物」的四十年，不也大部份就是打殖民地政府那份工的悠長歲月嗎？而所謂「智慧」，說實在，就是如何像他一樣，生活在一塊殖民地之上，能夠服侍老闆，食祿於多朝的「[政治] 智慧」。
活在殖民地，為殖民地打工，是曾蔭權的委曲經驗，也是大部分今日活在這土地的香港人的委曲經驗。但是，除了當年曾經挺身反殖，參與「反英抗暴」的愛國左派，大都把這種委曲悲情，收藏心底。回歸之後，愛國左派原該揚眉吐氣，可是卻又自忖為董建華、曾蔭權奔走「只有辱沒有榮」，不免悲從中來，深深領會甚麼是「不可改變的事」。
等而下之，一般香港人以為回歸之後，理應可以當家作主，卻在十年以來連牙帶血的吞下，和北京中央相處，與一百多年來和倫敦殖民地衙門相處，沒有太大分別的事實，這也是不折不扣的「不可改變的事」。試想，十年以來，繼續沿用以「宗主國」三個字指謂北京的達官貴人，政治評論，報刊文章，又豈只恆河沙數？
或者筆者見聞淺陋，但請告訴我，除卻面對天然災難，或者不可逃避的戰禍，又或者在外敵佔領的前夕，世界上又有那些地方的政治領導人物，會以心靈治療的口吻，以改編禱文當作競選演說，而內容是以身示範，叫人民沉著，「接受不可改變的事」呢？
我的眼淚又快要掉下來了，仿佛現在是三年零八個月的前夕。
如果說，願景等如空想，那麼，那個只會講「明天會更好」，猛派空洞承諾的董建華，實是一個遠早於梁家傑就亂派願景的空想家。而依此看來，曾蔭權的競選主調，並非甚麼「務實」，而是徹頭徹尾的「反願景」，用廣東話來說即是「認命」。
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說：「To be or not to be，這是問題的所在！」，曾蔭權肺腑之言給我們的深刻啟示則是：「認命或不認命，這是問題所在！」
有人說，梁家傑會講故事，但和梁家傑會述說老人小故事不同的，不是曾蔭權不說故事，而是他只說他一個人的故事。而這個故事，絕不是董建華式的「九七前」／「九七後」的「憶舊苦，思今甜」造作故事，而是「四十年來」一以貫之，不分九七前後，都是面對種種「不可改變的事」的殖民地感人故事。
勾起那分委屈和鬱結，暗自呼喚起香港人悲情的殖民過去，他的個人故事，就會慢慢感染大家，變成香港人的集體故事。
曾蔭權乃天主教徒，他所挪用的卻是基督新教神學家的禱文，他有宗教信仰，卻不許諾天堂，還要罵「劉慧卿之流」，痴心夢想天堂才有的普選，因為他要港人面對的，是那個並不仁慈的「上帝」。
前幾年把董建華拉下台的七一危機，是香港普遍的中年男性權威危機的一個集中反映，它以反廿三浪潮中辱罵「掃把頭」的風潮，狂飆式的急劇爆發作為起點。如今為公民黨參選一事，民主派加深裂痕，報章大字標題：「泛民踩泛民」作結。作為「王者」的曾蔭權，又那能不見縫插針，搶先痛斥「劉慧卿之流」，儼然她是「泛民掃把頭」，暗自也為那些深陷中年男性權威危機的「務實民主派」出了一口氣。
以罵女人始，以罵女人終，「七一」時代，又原地踏步，回到了起點。
七一大示威，以躁動不安的民粹怨氣為主要動力。但坊間評論，卻張冠李戴為公民社會的勃興，港人民主意識的覺醒。然而，數年下來，七一民氣虛秏淨盡。盤點之下，乘七一而冒起的自主公民組織，只餘零星的象徵樣板，而其餘的七一效應，只殘存在個別中產專業界別的專業自尊，以及一點死不悔改的舊式自由主義存貨，以及四分五裂的一班絕不妥協分子。相爭不下，兩場「虛擬」的辯論，將民主重新編碼為辯論比賽，未開始就宣稱全香港人都贏了，一邊廂皆大歡喜，另一邊廂吵鬧收場。都是同一齣戲的上下集。
歷史學家史賓格勒 (Spengler) ，曾經區分兩種使文明衰落的政治形式，一種是在沒有任何既成基礎之上，一個新的領導人駕馭一個新的管治架構，這種是「拿破崙主義」。另一種是古舊的制度被廢棄，矛盾勢力爭持得難解難分，民粹強人就出來收拾局面，那是「凱撒主義」。顯然，董建華屬於拿破崙主義式的失敗，而曾蔭權兩年前臨危授命，乃是時勢造英雄，典型的凱撒主義現象。然而，未能真正獲取高民意認授之前的曾蔭權，還未能成為真正的凱撒，直至這場疑幻疑真的選舉。
布希亞的擬像學說，描述我們今日這個，一切皆為媒體過度暴露、複製成各式「擬仿之物」(simulacrum) 的世界。我們的特首選舉，也充滿了擬仿的辯論、擬仿的民意，擬仿的政治公關，擬仿的悲情，還有今天那一場名正言順為「模擬 [擬仿] 的全民投票」(!)。港人熱衷擬仿遊戲的程度，實是世界奇觀。
然而，正如布希亞所指，這並非說一切都只是海市蜃樓，反而是說，這一切都是「過度真實」 (hyperreal)，也即是比真實還要真實，也會引導出真正的眼淚。亦正因為它「過度真實」，所以它未發生就已完結，一切都是似曾相遇，似曾相識 (Déjà Vu)。所以，所有人都可以提前宣佈：所有人都贏了！梁家傑的參選，早證明了曾蔭權乃是真命王者，社民連上台搶咪，亦同義反複地證明了公民黨、以致全港市民，應和空想派劃清界線－－這一切，都是同一個劇本中，雖然段落不同，但早就已經寫好的情節和對白。
九七之前民主運動所擬仿的是「民主拒共」，九七後，七一遊行所擬仿追求的，是領導者的「有能管治」。「有能管治」核心在於權威，但權威可以依仗民主程序的認受性，也可以依仗權術和強勢的運用。前者促進民主，後者擁戴威權。也就是說，七一釋放之民怨，若不能及時導向左，它就會漸次向右轉化。而這亦是曾蔭權今日能夠催枯拉朽的大氣候。
不過，無論悲情還是願景，無論故事還是笑話，無論劉淑儀還是劉慧卿，無論天堂還是上帝，無論基督教還是天主教，無論是為梁家傑還是為曾蔭權而快要掉下的那一滴眼淚……都在急速的相互擬仿的過程中快速移位，張冠李戴，也在快速消失，吸進權力黑洞的魅惑旋渦…….因為香港下一屆特區領導人，早己事先張揚了那個不是國家機密的國家機密(non-state-secret)：他會帶領我們沉著地接受，一切「不可改變的事物」，或者索性就是，「不可改變的一切」。
他的登山寶訓，其實就是我們這群殖民地香港人的常識，所以也是似曾相識(Déjà Vu)：能審時度勢，見風駛舵的「智慧」！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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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