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在歐洲與盧森堡和荷蘭並稱為低地國家，這兩個國家分別在比利時的南北兩面，而其西邊則是法國。在法國大革命以後，這個地區一直被拿破侖所佔領，而當第一共和瓦解，則重歸荷蘭所有。但是，被法國佔領二十年之後，這個地區已不再有對荷蘭的歸屬感，結果僅僅在1830年，它又自當時的荷蘭聯合王國獨立出來。
這段歷史帶給比利時的，是兩個語言文化都截然不同的民族--講法文的瓦隆人和說荷語的法蘭德斯人。他們分別佔有了比利時的南北兩面，各自沒有與對方交流和互相學習語言的需要。曾經，法語是上流社會的象徵，亦因此有不少的經濟動力讓法蘭德斯人學習法語，但這種動力在民族主義浪潮底下已被消磨殆盡。
今天，在比利時剩下的是一個雙語的--不對，該是兩個並行﹙且對立﹚的政治及行政制度，一個法語，一個荷語，所有的事物也要仔細畫分語言，政府部門需要嚴格規定兩種語言的官員比例，以達到形式上的公平公正。新佛蘭德斯人黨和法語革新運動黨是比利時的兩大黨，卻從名稱便已看出語言上的壁壘分明；即使是近年在各國逐漸冒起的綠黨，在比利時也要分為兩派--荷蘭語綠黨和法語生態黨。
兩種法定語言不是問題，問題是懂得雙語的人只是少數，而大部份人對另一種語言不但沒有學習的興趣，更充滿仇視和排擠，這種敵意甚至由語言漫延到各自的文化。當中，只有首都布魯塞爾是一個雙語城市，但即便如此，也只有不足15%的人可能同時懂得兩種語言。
回到香港，正如前文所述，港英政府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官方的移民政策，移民的情況只是因為民間組織﹙特別是現在一些舊區還有不少招牌的某某宗親聯合會﹚而未至於出現最壞的狀況。越南難民的問題，縱然沒有像今天的敍利亞難民一樣變成人道災難，但若以香港的經濟和發展狀況來說，卻明顯地沒有盡其應有的責任。
構成香港人口百分之一的南亞裔人士其實面對著相似但處於另一個極端的問題。當我們成就著太多的方便以讓來港的內地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也同時製造著不少的麻煩令這些源自印度巴勒斯坦的香港人無法融入社區。即使是在香港出生的一代，在教育方面缺乏特別支援下，往往因中文在公開考試中的地位而在升學上遇到阻礙，限制了職業上的發展之餘，亦不免因此而產生對社會或多或少的不滿。面對著他們，我們大部份都採取著視而不見的態度，亦因而建立起一道社會的高牆；可惜我們無法面對著日益增加的內地移民同樣視若無睹。如果不想香港像比利時一般﹙1﹚，如何想方設法讓他們加快融入就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政治民生議題，而在節目中用上普通話與及簡體字，則明顯有助於建立這種語言上的二元對立。
Daniel Bell 在他的城市的精神一書裏以語言之城來形容蒙特利爾，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說，他在描繪的是一個「大團圓結局」，而這卻無可奈何地是虛幻的。的確，今天的蒙特利爾同樣並存著英法兩種語言，在魁北克人黨勝利後，雖然許多說英語者離開了，但大多數人還是留下了。”剩下的人”認真努力學習法語，因為法語對經濟流動性更重要了…說英語者和母語不是英語或法語的人常常因為想學法語而學習法語，而說法語者則因為充分的安全感而變得更加開放。但這種平衡無疑是脆弱的，當法語的優勢不再，又或是英語社群逐漸消亡，必然會引致兩個族群的反彈。相比起來，香港沒有這種分割的，卻一直存在著的社群。移民，說到底是為了當香港人而來，我們沒有道理要﹙幫他們﹚立起一道圍牆，無論那道牆是建立在語言或是文化之上。
Note:
1. 事實上比利時只有一千一百萬人口，並沒有比香港差多少。在那裏發生的事絕對有條件發生在香港，北區，特別是上水已經開始成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刻意遠離的區份。
參考書目:
Tony Judt, 重估價值 – 反思被遺忘的二十世紀, 第十四章 最不像國家的國家: 比利時為何重要
Daniel.A.Bell & Avner De-Shalit, 城市的精神, 第二章 蒙特利爾: 語言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