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街工朋友通知，有機會再次和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面對面交流，有份出席者還包括劉國裕博士和另外幾位小組成員。地點跟以往一樣，在愛民邨社區會堂，一個樸拙而很街坊的地方，而非華麗堂皇但門禁森嚴的議事廳。
和黃遠輝交手不下三、四次，記得有一回在會堂內激辯完，大伙兒還有話要說，便追出去圍住他理論。他居然不抗拒，站著和我們討論了個多兩個鐘，縱然大家都說服不了對方，但他不甘理虧故要和你討論到底的性格和作風，多少令我留下印象。後來，我在中大本部圖書館碰到他，我估不到像他這種社會管治階層的人會在周末回到校園泡，看報紙雜誌。當時他好像有點迴避我，或者不想放假都和人家辯論吧。不過，交手了幾次，大家都摸到對方路數，好像昨天那樣，碰到面反而會寒暄下。
房委會的團體交流會每隔一段時間便舉行一次，和立法會的公聽會相比，沒那麼多規矩，每次發言時間較彈性，容許官方代表和出席者來回幾次討論。不過，有沒有真正的交流，會不會只是各說各話，真的取決於主事者的水平和心態。這方面，黃遠輝算不錯（這樣說，不代表他最終會接納出席者的意見）。房屋問題的複雜性，鍾劍華博士去年有一篇短文勾勒過，可作參考（註一）。當中涉及不同人、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糾葛，價值觀的矛盾和張力更加糾結難清，注定順得哥情失嫂意。只是政府的政策取向素以大企業大財主為先，又長期施行放任市場的措施，透過全民參與資產增值遊戲作為推動經濟發展及分配其成果的主要手段。
在過去相當長時間，這一套給香港人的好處大於壞處，使得有效而必要的修正措施（如發展健康的租務市場）無法出台。尾大不掉的經濟結構和格局已成，只有等泡沬爆破的時刻到來才有機會洗牌重整。十年前金融海嘯，多國以量寬打救，代價是將災難性惡果攤分，向全球各地輸出。大量熱錢湧入物業市場，不單阻止大跌市的出現，還製造更大的、不反映實體經濟盛衰、也就更加劇貧富懸殊的升浪。
更糟糕是，同一時期，中國資金源源不絕湧入，使本港樓市火上加油，更加大得不能倒。任何替樓市做的大手術，都有可能帶來無法收拾的亂局，政府自然諸多避忌，寧願小修小補，少做少錯，也不冒天下之大不韙。
說到覓地起樓，方針當然不會錯，但第一，遠水救不了近火，第二，就算供應增加也不代表會用來對症下藥，因為政府和不少市民仍舊迷信自由市場，所謂市場的事由市場管，而市場往住由最有本錢的人主宰，結果便變成由大地產商主導有限土地/房屋資源的分配。所以，在有限的會面時間內，在不看好中短期有妥善解決辦法的前提下，我向黃遠輝等房委會諸君，提出一個節衷的討論原則和方向：
盡量思考可行之法，減低香港市民因住屋問題而居高不下的痛苦指數。譬如說社聯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為基層提供500個為期三年的過渡性社會房屋。有人批評是杯水車薪，治標不治本，但在我看來，有大約一千個住戶確確實實受惠，在一段時間內活得較舒適和有尊嚴，怎樣也是一件好事。
黃遠輝接受我的原則，但我們仍在以下問題有分歧：
(1) 他指出，公屋資源是為了解決低收入人士的住屋需要，所以有必要推行富戶政策。我則認為房委會有需要重新思考「低收入」的意思。隨著樓市畸形發展多年，收入和生活質素的正比關係大不如前，很多中產人士上不到車，租樓住又飽受業主壓榨，慢慢形成有公屋住已經很幸運的想法，意味再用昔日置業階梯的想像來思考住屋問題，很可能錯重點。
(2) 富戶政策修改後，交還公屋條件由雙軌制改為單軌制，公屋住戶資產超出入息限額100倍便需遷離公屋，雖則這個數目向上調整過（以往是84倍），但是基於一種僵化的、而非以人為本的推算方式——例如根據市民的平均壽命，計算基層市民要儲多少錢才應付到晚年的基本生活和醫療總開支——劃下死線，有可能將積谷防飢的普通住戶界定為偽富戶，無得留低。
(3) 政府推綠置居幫公屋居民上車，黃遠輝解釋是為了回應他們的置業訴求。但這些靠政府大力幫助才上到車的居民，本身就是底子較薄弱的一群，較容易因經濟環境變化——在可見的將來，很多工作機會將被AI和機械人直接或間接取代——而失去供款能力，被迫賤賣資產，甚或淪為負資產。作為負責和考慮周詳的政府，不應威迫利誘抗逆力偏低的市民把有限的積蓄押注在樓市，加劇住屋商品化，增加系統性風險。
(4) 要舒緩公屋的強大需求，得令租務市場變得健康而有吸引力，保障租客的居住權，意味要實施恰當的租務管制。黃遠輝表示租管會好心做壞事，反令市場上樓盤供應減少。我不排除有此可能，但縱有副作用，不代表不可取，得視乎全盤權衡利害得失後方可有結論。更重要的是，租管有很多種模式，不是一刀切有或無（比方說，引入空置稅以作配合，增加業主丟空物業的成本），房委會有理由要求政府認真研究各種可能，讓市民有回真正的可租可買的選擇，減少買不起樓者轉去申請公屋的人數，逐步令公屋的供應不那麼緊張。
對於黃遠輝，我不能寄以厚望，畢竟他都要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團服務，而且樓市的起跌牽一髮動全身，不同勢力在虎視眈眈，互相爭奪這塊肥豬肉，就算黃遠輝有心撥亂反正，亦不見得有力。不過，他不止一次，在百忙中花一個下午近距離和巿民面對面交流（今趟總共接見四個民間團體），聽他們有血有肉的故事，有時他長氣得連他身邊的房署官員也不耐煩，這種吃力不討好的行為，相信在現今的官場絕無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