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學者」方案成員、科大經濟系教授雷鼎鳴多次估算佔中和雨傘運動的損失，有實質的損失，也有帳面的損失，更有惴測的損失；有每日16億、也有3500億、甚至有55,706億。先此聲明，筆者曾有幸上過教授的課堂，獲益良多，對雷教授十分尊敬，亦非常佩服教授的學識和見解。但看到雷教授「將佔中損失限在11000億？」一文，量化的損失沒有最多、只有更多，筆者不禁要撰文與教授商榷。
沒有會計或財務知識的市民根本不懂分辨這些「損失」和「數字」，媒體胡亂運用更有如炸彈，令社會更二元。反對佔領的市民和媒體借此「權威」數字不斷對雨傘運動進行瘋狂抹黑；支持佔領的，則覺得數字被誇大而口誅筆伐。諷刺的是，當雷教授覺得不少人對數字的缺乏認知，亦感慨雨傘運動令社會撕裂、親友反目時，自已卻不斷提供這些炸彈助長撕裂，這是否有點「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11000億是政府還是市民造成損失？
雷教授相信201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瑪(Eugene Fama)提出的「效率市場假設」（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簡稱EMH），即9月26日市場價格已反映所有消息，包括投資者對美國加息、歐洲經濟復甦擔憂、佔中等。有新或意外的消息，市場便會更新其價格。
9月28日事件是所有人意料之外，恆指因而於9月29日和30日下跌共745點，導致帳面損失3,500億。而雷教授估算30年GDP累積的損失11,572億元，我都不會反對；但我認為雷教授對這些損失的原因混淆視聽，指鹿為馬，若不是政府一直拒絕回應市民，若不是警方扣留學生領袖超過40小時，若不是警方對市民使用摧淚彈，何來這麼多人出來支持佔領？
這些3500億的帳面損失、11,572億的推算累積損失，大多是因為特區政府和警察的處理手法所導致的，他們才有能力製造這些意外消息！
刻意忽略正面界外效應 (Positive Externalities)？
經濟學有一點叫界外效應 (Externalities)，雨傘運動令市民承擔了不能被有效量化的後果，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當中的正面界外效應有否被考量？
雨傘運動令佔領區的空氣質素大幅改善，金鐘和中環的空氣污染指數更一度媲美西貢塔門，於遮打花園聽到從來沒有的鳥語聲，當前匯豐大班艾爾敦(David Eldon)，也不禁認為學生佔領數星期所對環保的貢獻，成效竟然比政府20年的推動工作還要多！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被選為全球最快樂城市，其中有兩個重要特質，其一為讓其公民信賴的政治制度，另一則是提供大量公共空間讓其公民盡情使用；前者香港市民已用各種方法爭取多年，後者則憑這次雨傘運動，不為意地為市民提供大量公共空間，雨傘廣場孕育了漂書、自修室、流動教室、音樂表演、公共藝術等，它們都是香港未來的希望！
空氣質素和公共空間都是雨傘運動帶來不能經濟量化的正面效應，雷教授是看不到，還是刻意忽略它？
不應只有GDP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康納曼 (Daniel Kahneman) 把行為金融學(behavioral finance)帶進經濟學界，衝撃傳統經濟學界很多關於人類都是理性，甚麼也要最大化的假設假設，人類決策時其實也包括感知、內在動機和態度等。雷教授會否一直犯了行為金融學一些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
雷教授自詡「隨口都可正確地運用一些數據去說明自己的觀點」，會否就是因為有此能力，不自覺犯了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不斷去尋找並接受支持反佔領的資訊，而忽視了雨傘運動的正面效益？雷教授常常告誡學生「數字不是一切，但不可不懂，若要懂的話，便受對每一個重要數據從多角度思考比較，明白了其含義後，自然而然便會記得住而且懂得應用」，會否犯了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 bias)，把自己所推算的GDP總損失折現值55,706億，把自己所相信的都看得太重，卻忽略了其他社會價值，忽略了梁振英對香港的破壞，忽略了市民的民主夢，甚至忽略了社會應有的公義？
若社會只看GDP等經濟硬數字，只把它不斷最大化，政商繼續只有梁振英的14K論，經濟成果只會繼續偏向權貴，社會只會繼續貧富懸殊，香港只會繼續不快樂。就是因為我們不希望香港淪為純粹追逐GDP的機器，才要不惜一切爭取真普選！
筆者建議雷教授若真的想為香港好，應該除GDP外多角度估算一下，香港因沒有真普選、政府不能管治，而令中國和香港的損失，與13學者一起向中共勇敢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