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父母都希望子女精乖伶俐，聰明過人，但如果智商高得來像勞福局長羅致光那樣，便是社會的不幸。
昨天，立法會辯論有關長者綜援的議案，羅致光發言時，強調收緊長者綜援門檻，非為節省公共開支，而是港人壽命不斷延長，加上本港退休年齡已提升至65歲，政府希望領取綜援的健全人士繼續透過工作貢獻社會。
羅致光智商高達160，是一個學者，並素有「神童局長」之稱號。去年接受馬會刊物《駿步人生》訪問時，自言對數字敏感，喜愛分析，但羅局長面對質詢時，居然講出如此拙劣的理由，實在是當大家是三歲細路哥。或者在他眼中，大家不止有120歲命，而是可以活幾百歲，所以六、七十歲都是小孩子，好易呃吧。
現在剖析一下羅局長有何謬誤。
羅局長重申，調高長者綜援年齡措施，是為了「推動」領取綜援的「健全人士」繼續透過工作貢獻社會，不關節省公共開支的事。言下之意，他只是因應時代而重新定義「長者」，再基於新定義，把不符合資格的「前長者」兼「新中年人」剔除。這是一個不涉及價值判斷的行政過程，因為港人，以至其他發達地區的人民，平均壽命隨著科技進步而不斷延長，乃不爭的事實——羅局長三番四次強調這一點，正因為是他整套行政主導思維的立論根據。
但問題正正在此：根本沒有人否認香港人比以前長命。大家最反感的，是羅局長夾硬話60歲是中年人。是，現在很少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咁又點呢？重點並非在於生命有幾長，而在於點樣長命法，是像畜生般僅僅生存，抑或像人一樣有尊嚴地生活。
這裡有很多問題先要回答：市場上究竟提供了甚麼工種？低學歷人士多不多選擇？不夠選擇的話，政府有多大責任？中高學歷人士結構性失業，被迫下流的機會大不大？低端工作對工人的保障夠不夠？會否很容易令人在中年後因勞損而成長期病患者，甚或喪失工作能力？這些都是政府應該提供而不見有提供的數字和理據。羅致光空口講白話，例如他說「有好多勞動嘅人，身體嘅年齡係會比一個缺少勞動嘅人更加年輕，所以唔一定勞動嘅階層佢嘅勞損程度（就）高」，就像「好多人成世吸煙都好長命」一樣，水平如此低下，就要人家聽佢支笛，實在太侮辱別人的智慧。
就算「中年」延至65歲（定義更新不是不可以，但先要有廣泛的社會討論，再慢慢形成共識，現在是粗暴地由一言堂決定），亦不等於安全網要跟著延後和收窄其涵蓋範圍，得視乎施政者最關心甚麼，以及實際情況而定。假若有可靠的實證研究指出，香港的低收入人士在五十歲後出現嚴重失業、入不敷出和身體勞損的問題，即使他們距離65歲的「新中年」終點很遙遠，政府關心勞苦大眾多於經濟和公共開支的話，不單不應該收緊門檻，甚至有理由放寬，加強對他們的經濟及其他方面的援助，不是單單著眼於人口平均年齢的上升。
其實，羅致光和林鄭一樣，既沒有同理心，也沒有同情心，而且非常自我中心，自以為是，如果不是，就不會只用自己遊渡海泳的經驗作為理據這樣以偏概全。這個和直言與否無關，亦不關乎說話技巧。語言背後反映的價值觀，不是靠語言偽術可掩飾。好像羅局長說「繼續透過工作貢獻社會」，便暴露了他視人（主要）為經濟工具及消費動物的潛台詞。做義工都可以貢獻社會，而且令義工本身感到很有意義，那政府為何不是提供津貼、課程讓「新中年人」去做義工，而是透過威迫的手段，使一班因運氣不佳或／及政府政策失當而吃盡苦頭的人頂硬上搵野做？
說到底，羅致光和王于漸、雷鼎鳴等主流經濟學者有著相同的經濟觀，他不單反對最低工資，反對全民養老金，更無視社工苦況，死攬一筆過撥款。張超雄議員便曾經指，正是羅致光那種「市場為本」的邏輯思維，影響了整個社福界的「生存法則」。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倫智偉亦認同此說法，形容一筆過撥款制度令整個社福界如「脫韁野馬」，看重金錢資源而忽略素質。他認為，羅致光有學者的知識，但沒有學者的風範，更沒有勇氣糾正以前犯下的錯誤。社總副會長張志偉則指：「羅致光認為財務管理做得好，事情就能做得好，但顯然他這個mindset（思維方式）並不符合業界期望。」
由主流民主派的大腦、扶貧委員會委員、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到成為局長，羅致光一直為香港的福利政策定方向。而他的高智商+離地+自以為是+市場至上的經濟思想，將大有機會令香港人嘗到社福界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