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鐵沙中線醜聞，就像北極融冰揭示全球暖化、生態危機臨近一樣，全面拉開了香港管治淪落、專業失守、社會崩壞的序幕。在這容易令人沮喪以至絕望的年代，思考「如何生活以至生存下去」，顯然不是無關痛癢的問題。况且，近日讓人扼腕的新聞，除了鐵路工程沉降之外，還有歌手自殺。
「自殺」這行為，歸根究柢，是向所有生者發出的關於生命意義的終極叩問。全球每年有超過80萬人自殺身亡；嘗試輕生而不遂的，數量自然更多。為何這麼多人會覺得生無可戀，選擇離開塵世？把自殺歸因於情緒病，再將情緒病歸結為個人面對壓力時缺乏正向思維，自然十分簡易便捷，但卻同時掩蓋了人世間最根本的問題，令我們錯過認真地思考死亡與生存的意義。輕生者只是由於精神困擾或「抗逆力低」？還是他們（也是我們）身處的社會，確實不容易讓所有人找到繼續生存的意義？與自殺者處於相同社會條件下但選擇繼續存活者，是「正向思維」或「精神健康」的明證？還是迴避了生存目的這終極的叩問——生命最主要的價值，是在於不計代價地存活？還是有其他更重要的東西？
自然，並非所有選擇延續生命者，都放棄了探究生存和生活意義的努力。相反，在絕望的年代，當社會整體給予我們的生活選擇愈來愈少，當個體被迫做大量不想做的事情，或無法做想做的事情愈來愈多，我們依然能夠看見很多處身於不同場域的社群和個人，仍持續認真地尋找生活的目標，並以各種或許微小但卻堅韌的日常實踐，嘗試間接地回答自殺者向所有在生者所發出的終極提問。
拱心石下……
最近讀了兩本書：吳靄儀的《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下簡稱《拱心石下》）和突破出版社的《行出一小步》（下簡稱《一小步》）。無獨有偶，它們都以不同角度記錄了本地沒有放棄探究生存和生活意義的各種嘗試。
吳靄儀以流暢的筆觸，引古詩作章節標題，訴說的卻是一般人都會覺得枯燥沉悶的司法與立法領域的爭持與演變：從九七前後的法律過渡，到臨時立法會的「另起爐灶」與「推倒重來」，揭開了人大介入香港法治的序幕。繼後的居港權訴訟及人大釋法，引用作者的話，是「在香港法治號這巨輪，打穿了一個大洞」。而由胡仙案引發，立會對時任律政司長梁愛詩的不信任動議最終不獲通過，政府司長毫無反省一切照舊，再引用吳靄儀自己的話：「特區法治的敗壞，已寫在牆上。」然而過去20多年的法治保衛戰並非都是以失敗告終，2003年反《基本法》第23條抗爭，成功令法案撤回，暫時守護了香港僅有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等基本政治權利。不過，阻止了23條立法，卻擋不了立法與司法體系的衰敗，於是在2006年「竊聽草案」審議中，呈現了「保皇」議員迄今仍然保留甚或變本加厲的醜態：「不發言、不反駁，聚在前廳吃喝，看電視和玩遊戲機消磨時間，高聲嬉笑，杯盤狼藉，時候到了就進場投票反對。」而其後圍繞「拉布」、「剪布」展開的主席對立會議事規則的濫用，則進一步預示了立法機關的全面崩壞。
然而作者從政18年所見證的，除了上述政制和法治倒退外，還同時包括一種無可救藥的韌性和認真的生活和工作態度，當中包括「80後」反高鐵青年、法律等專業界別的一眾有心人，自然還包括吳靄儀自己。面對像是「跟一幅死牆對話」的立會辯論，仍然要「對得住議會，對得住選民」，念茲在茲的是議政質素和傳統，全力守護的是議會的獨立自主。這種超越黨派，忠於專業、生活以至生命的態度，並沒有在離任之後就消失，而是繼續成為吳靄儀積極介入這愈來愈令人絕望的社會的憑藉。
對這種或可稱為專業的匠人精神（craftsmanship）的執著，是否就是吳靄儀從政甚或生活的根本目標？或對何謂生命意義的終極回答？而港鐵工程醜聞所暴露的，不正是這種認真的匠人精神的消逝？一眾高官、港鐵高層、建制政客午夜夢迴，又將如何回答「生存為何」的終極叩問？
……行出一小步
《拱心石下》在鋪陳作者自身從政故事之餘，也為我們系統地整理了近20多年香港重要的政治與法制發展（或倒退？）。《一小步》則見微知著，為我們記錄宏觀政治視野以外的各種小規模生活實驗和人物故事。
《一小步》走訪了20多個於不同領域默默耕耘的個人和團體，並記下他們在當代香港認真地尋找生活意義的努力和貢獻。這些團體和個人所做的，往往會被認為是吃力不討好、成本效益低的工作。不客氣的評論者甚至會罵之為「戇居」。在中港這個現實政治（realpolitik）當道、發展成為「硬道理」、有着數唔好執輸的社會脈絡下，在街角公園擺放任人隨意取閱（甚至整個取走）的「街坊書櫃」，或於大學經營一家不計成本、義務運作的士多，又或嘗試透過免費維修舊居以提升民眾社區參與、民主意識，被批評為「不切實際」，自然不難理解。然而不正是這種「搞乜都無用，搵錢最實際」的態度，在扼殺民眾想像力之餘，也同時局限了社會生活的多元選擇，窄化了生命存活的可能？
幸好，我們仍能從《一小步》中讀到不少社區朋友仍然敢於橫眉冷對「不切實際」的批評，甘於「走自己的路，讓人家去說」，於是出現了各式各樣生活實驗：由空間大改造，包括開放辦公室讓街坊休憩的「新福」阿謙，用單車開路、尋找公義的陳家良，於鬧市中提供寧靜的空間給公眾享用的KUC Space，協助藝術工作者培力潛修的「小島靜舍」；到與弱勢社群同行，研究、記錄、倡議如何減少或消除種族歧視的John Erni，為視障和腦麻痹社群設計專用錢包的梁雯蕙，透過WhatsApp協助少數族裔婦女翻譯的「Translate for Her」，鼓勵不同種族的社區街坊共享資源、分享生活的「共融館」和「土家」；再到旨在保育自然、文化、社區的計劃，單人匹馬為「垃圾招魂」的Ken Tai，讓污水重生的老園林叔叔，為愛護和修理地球而設計和製造時裝的「EARTH.er」，「留澳建澳」的黃惠瓊和由她創立營運的大澳文化工作室，為二手物和過期食品尋找新用家的「閒地攤」和GreenPrice超市；以至認真為人為己學習另類工作和生活的「生活書社」、「德昌里三號」、「Run Of Page」、「好宅」；最後是為我們的時代認真記錄各種社區實驗的「一小步」。
以另一種生命選擇回應自殺者的叩問
連繫這些團體和個人的小步實驗的共通點，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政治。「政治」是一種於「不可能」的處境中尋找可能的技藝，「生活政治」也就是於絕望時代發掘希望的日常工作。如果自殺是向塵世發出生無可戀、別無選擇的信號，那麼投入日常生活的政治，於無路處走出一條新路來，也可以說是自殺以外的另一種生命選擇。
超越「土地供應不足」等假議程，撥開「愛國」vs.「港獨」的迷霧，唔好陪弄虛作假的政權建制癲，仔細觀察社會中的具體問題和民眾生活，我們應不難發現，在這個容易令人絕望的年代，香港仍有不少堅持在拱心石下行出一小步的朋友，韌性守護人類最根本的原則和價值，認真尋找生命意義，並以此來回應自殺者對生者的終極叩問。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