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三月那場選舉不過重新分配統治階級的利益，無從參與的我們是否抱以過高期望？
文：楊皓鋮
三月的行政長官選舉因為梁振英放棄角逐連任而變數大增，主導了整個社會的議程。媒體的廣泛報導將各候選人的形象塑造得相當鮮明：公正中立的政治素人胡國興、覬覦權力巔峰的葉劉淑儀、鎂光燈下的好好先生曾俊華等。但這些印象是否現實全貌？泛民在選委會選舉的突破似乎為特首選舉帶來新氣象，但300票有何作用—全投白票；或是造王；甚至是否捆綁投票—還是無關痛癢？選舉距今雖然還有兩個月，誰能入閘，尚未知曉。此時下筆，旨在重新審視整場選舉到底誰在較勁，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這場選舉。
片面的候選人形象
要重新審視候選人，不如從形象最為突出的葉劉淑儀談起。葉劉自為官到做立法會議員，一直貫徹強硬作風，當中以03年硬推23條最具代表性。葉劉強硬在她敢於與意見相左的非建制聲音直接硬碰硬，毫不退讓，例如她在14年雨傘運動時批評學生領袖「搏見報」。她的親北京立場和好勇鬥狠的言論，令非建制派和其支持者在幾個候選人中，最不願她上台。不過葉劉07年重返政壇後，連續三屆在立法會選舉勝選，證明她的鷹派作風有一定傾建制民意支持。葉劉於政綱明言建議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行政干預立法，損害三權分立，與梁振英的「特首超然論」不謀而合。加上重推23條立法，在8.31框架下重啟政改等種種，足證葉劉上台一樣會奉行威權管治，加強政治打壓。現時民間抗義聲音勢弱，葉劉當選一定雪上加霜。
葉劉的形象相對符合現實，然而我們真正需要格外留意的是曾俊華。曾在鏡頭下是一個溫和幽默的好好先生。他懂得透過形象工程製造自己親民和葉劉強硬的對立。他不斷地在面書、網誌等平台上載自己的「日常生活」。政治正確的體察民情—「入場支持曹星如」、「街邊食腸粉」—成功賺得李慧玲等溫和泛民的認同。葉劉串曾俊華唔識經濟，曾俊華就落街食腸粉。曾俊華擺起一副故作脫俗的姿態，將自己定位為lesser evil，泛民的選擇。
不過從曾俊華的政績來看，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商界代表人。如果他當選特首，他的經濟政策將是普羅大眾，特別是基層市民的噩耗。曾在任財政司司長期間，香港的通脹、貧富懸殊愈見嚴重，但他全無長遠經濟政策應對，亦從未着手增加福利，只懂得推行一次性紓困措施；反而透過多次低估財政盈餘，處處削減公共開支。
曾俊華信奉低稅制、低福利的經濟政策。他走的是親商界路線，將大量如醫療等公共服務推向私人市場，又為金融投資免稅。他最「偉大」的功績是在14年倡導的未來基金。基金美其名用於解決人口加劇老化和經濟減慢增長帶來的建構性赤字；實際是將每年財政盈餘的25%至33%用作基建工程，即是將賣地、稅收得來的財政收益轉讓發展商。新界東北、機場三跑等基建自推出以來非議不斷，然而政府不採用法團和信託形式管理基金，變相可以繞過立法會直接動用，極不民主。在談論特首選舉時，我們往往忽略政治壓逼（葉劉）以外的經濟壓逼，但後者可能來得更凶險切身。曾俊華當選後，施政一定會更加偏袒商界，基層民眾苦不堪言。他好好先生的形象只是掩飾。
無法撼動的政治共識
下筆之際林鄭，甚至梁國雄也表示考慮參選，不知孰真孰假。無論如何，我們似乎都不自覺被這場選舉牽引視線—或許會覺得曾俊華是lesser evil；林鄭可以斟酌；甚或捧長毛出來狙擊建制派也不錯。但換個角度看，這都是無關痛癢，其實誰上台分別不大，因為真正對施政形成壓力的是建制、商界、北京之間的管治共識。誰當特首，不過是微調。
香港自97（甚或80年代的港英）直至現在，雖然多次更換行政機關首長，施政方向卻沒有因而大幅改變。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低稅制、低福利、傾斜商界（尤其是金融與地產，因而造就高樓價與穩固金融中心地位），政治上由建制與商界掌權，壓制群眾不滿；北京則要求領土完整。這個管治共識下的既得利益集團網絡環環相扣，商界要在中國地頭做生意，就得認北京做大佬；北京要控制香港，就得籠絡本地的政商精英。整體來說，這個管治共識，一方面是利益分配—精英們拿了香港絕大部份財富，普通市民掙扎求存；另一方面也是權力懸殊的結果—民間的反抗力量分散，無力扭轉局面。
所以即使此時曾俊華企圖透過確立本地文化（如食腸粉），避開當下最為敏感的政治爭議（如港獨），他早晚也要宣明嚴打港獨的立場，否則北京不會向他「開綠燈」。同理，葉劉上台一樣不會大幅增加福利開支，以免觸怒商界。當然不同候選人在政策與路線上會有出入，曾或葉劉本身也代表相應部份的統治階層的利益（曾當然代表商界），誰人上台的確有些許差別；而內部利益鬥爭的勝負也會影響決策（如強積金的改革幅度視乎金融相關勢力能做成多大阻撓）。但整體而言哪個候選人都不會—或是不能—偏離既定的管治共識，因為這是整個統治階層的利益所在。正如在退休保障制度上，葉劉提出了「好過無」的三級制頤老金，曾現時則沒有甚麼具體政策建議，但這些都是小節。在真正的大問題上—亦即有利市民，不利商界的全民退休保障—兩者都不可能衷心支持。
或許我們可以從一個反例之中看到哪怕是特首也不能輕易改弦易轍。97年董建華推出「八萬五」，希望透過增加房屋供應，以壓抑當時過高的樓價和舒緩社會不滿。然而政府干預市場令地產商的售樓利潤大減，遭到商界強烈反對。加上恰巧遇上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令樓市大跌，商界亦將「負資產」的矛頭全數指向「八萬五」，公開批評董使他最終無法連任。所以哪怕是梁振英嘗試推出「辣招」壓抑樓價時，也要小心翼翼；他在競選特首時提出改善房屋政策，也是因為不能違反管治共識，大體上沒有執行。
三百票的虛妄
如果我們能夠看清這個政治現實，便會發現我們難以在這場選舉收穫甚麼。泛民手持的300票能否捆綁暫時也成疑問（以泛民當下的分殊狀態，多數不能），就當他們能拿着300票「造王」，也不可能夠換取甚麼實質改革。因為任何候選人都不敢破壞上述的管治共識，在重要問題如8.31、港獨、全民退保等重大經濟或福利政策上讓步。泛民「造王」換來的最多是「增加興建一、兩萬公屋」等小修小補或「承諾檢討退休保障」的空頭支票，實質意義不大。
我們要求的重大改革，例如普選、全民退保，甚至是稅制改革，不可能依靠特首選舉達到。只有拉近建制和非建制懸殊的力量對比，造成實質的政治壓力，才由機會打破現行的管治共識。所以社會改革的重心在於透過不斷的政治游說與組織，使更多普通市民—尤其是支持建制派的市民，認同進步的政治主張，累積對既有政治經濟壓迫的憤慨，繼而轉化為實質的大型行動，才有機會撼動固有的管治共識。換一個角度去說，如果我們能喚起民憤，將之轉化成行動，那無論誰當特首，都要作一定的退讓。
面對如此壓迫，固然是寸土必爭。但我們必須認清，我們可以透過這場選舉爭取的，極其量僅只是藉媒體報導來宣傳某些議題的機會。不過我們藉由媒體的廣泛報導所造成的虛擬參與感，卻在不知不覺間營造了這場選舉的「合理性」。統治階級正正希望愈多人關注越好，因為社會輿論自然集中於選舉，爭論哪個候選人不太差，批評哪個誰背叛了自己的原則和某候選人交易，管治共識卻仍然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