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１．１８ 民怨四起
毫無疑問，經濟一沉不起，是董建華民望低落的主要原因。然而經濟低迷，卻不一定拖累一國領袖。剛好相反，這是難得的一次表演機會。若果他能克服困難，帶領群眾走出谷底，他將贏得民望，名留青史，像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美國總統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那樣，在國難中成為史上最偉大的美國總統之一。他甚至可以像親共人士那樣，振振有詞指控英國人在撤離時遺下大堆「地雷」，幸而他及時察覺並迅速擺平。只可惜董建華對經濟困局束手無策，磨蹭了五年，還在呼籲市民耐心等候經濟轉型，復甦遙遙無期，各項大計不是失敗告終，便是淪為空中樓閣。最後充滿責任感的他，決定違背自己「只當一屆」的承諾，連任多幹五年，去繼續他未完成的任務（帶領香港復甦），教早已不滿他的廣大市民哭笑不得，一股惱兒把香港的衰敗推諉他一人，怨恨其無能。
這還不止，董建華非但無力在經濟上扭轉乾坤，還一直未能在漫長的「經濟轉型期」裡，好好疏導民怨，亦無法為普羅大眾燃點對未來的希望。不管凡夫俗子，還是被冠上「保皇黨」稱號的親共人士，莫不在明在暗一致認定董建華無能。面對民間的責難，挺董人士總愛把問題通通諉過於金融風暴，暗示人們不應期望董建華單憑一己之力，擺脫經濟困難。可是香港人對董建華口誅筆伐，不純然是經濟因素，箇中還夾雜著不少經濟政策以外的種種劣政。當董建華政府犯下一次又一次的失誤，袒護一位又一位的高官，製造一個比一個更大的危機時，便火上加油地使「搵食艱難」的群眾更感不滿。「特區政府」淪落為一個貶義詞，權威掃地，無法跟昔日的港英殖民政府相比。
然而不管香港人對特區政府有多不滿，卻根本沒有想過終有一天會被「逼上梁山」，走上街頭，並開啟爭取民主的「潘朵拉盒子」。當時人們儘管極不希望董建華在二ＯＯ二年連任，卻因為毫無想像力，懼怕剎那間趕走董建華的話香港會很「亂」，於是不敢「造反」。他們也看不到一位合適的挑戰人選，不是相信了挺董人士之言，覺得任何人當特首經濟還是會一團糟，便是現實地接受北京的安排，冷待民主派「不設實際」、「不會有用」的「倒董」運動。結果董建華毫無難度地連任第二屆特首，大部份人只是嘴裡罵罵就算，轉過頭就繼續捱日子。
可是到了Ｏ二年底，特區政府開始為《基本法》內有關叛國、顛覆等罪名的第廿三條，訂定法例細節（《國家安全條例》），並繼續使用一貫的分化手法，逼使民主派與「保皇黨」為廿三條爭鋒相對，各自動員數萬人遊行和集會，令社會處於嚴重對立。越來越多不理會政治和廿三條立法的販夫走卒，亦漸漸醒覺起來，無法理解何以經濟已經弄得一塌胡塗，甚至爆發前所未見的傳染病沙士，弄到人心惶惶，數百人病逝，特區政府還是要無端端費神開啟另一條戰線（廿三條立法），不但要扼殺香港人的自由，更擺出一副挑釁的姿態，非要把社會吵鬧得更紛亂不可。這種想法在Ｏ三年春天沙士肆虐的中後期在民間萌芽，因為這邊廂沙士疫情一度失控，赤裸裸地暴露董建華政府是多麼的庸碌無能，另一邊廂特區政府竟在沙士尚未克服時暗渡陳倉，勢要在暑期休會前偷偷完成廿三條立法。最後事情越演越烈，積累六年的民憤終於找到宣洩的出口，找到上街的理由，弄出幾十萬人的七．一大遊行（詳見第四章）。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裡先回顧一下董建華在Ｏ三年以前的管治劣政，理解民怨火藥庫是怎樣堆積起來，以及這段時間社會的變化，從而明白香港人何以在數年之間，從經濟動物「進化」為怨聲載道、「過度政治化」的「搞事份子」，並在Ｏ三年炎夏突然發難，教北京和香港人自己也意外萬分。
但首先我們必須理解一下「一國兩制」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因為這是主權移交後，香港政治諸多不順的最根本因由。
（其他篇章見於本人的部落格 http://hk9707.blogspot.com/2009/02/blog-post_185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