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少部分親共人士繼續拋出「感恩論」、堅稱看見五星紅旗升起要感動流淚，以及感性吹噓中共對港的「濃濃厚厚的愛意」，早已在制訂《基本法》時向世人顯明外，大部分有自由意志的港人，均看出一國兩制的前景頗不樂觀。
多個事例顯示一國兩制岌岌可危
筆者在今年三月十七日曾在《明報》發表短文指，銅鑼灣書店事件和立法會剪布強行通過有關港中融合的方案的事例，早已預示着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空間愈收愈窄（註）。事實上，筆者的醒覺，已較部分深諳香港和中共政情的人士來遲得多。無論如何，遲醒覺總較不醒覺好些。接下來的林榮基爆料事件、選管會阻止某種政見的立法會參選者入閘、黃之鋒給泰國拘留和遞解出境、有消息傳出以人大釋法的方式否決青年新政兩名候任立法會議員的議員資格等，無不指向中共伸出有形之手，阻礙異見者享有《基本法》賦予的自由。
民主回歸論者慘遇「情場騙子」
那些僅寄望可與中共繼續良性互動的人，其實無異於遇上情場騙子的受害者，他們遭對方過橋抽板後，仍然希冀能與對方一同回到過去「美好的時光」。就連民主思路提出的第三條路線，也既不會妙想天開至認為與中共恢復良性溝通是容易的政治操作，亦不會在原則上完全排除抗爭的可能性。
抗爭和溝通本非二元對立，但過往用在處理港中關係上成效不彰
坦白說，抗爭在原則上也不應完全排除溝通的策略，正如美國和北韓長期處於敵對的關係，美國也不會從一而終地抗拒與對方溝通。但箇中關鍵是不要過分迷信，認為只要恢復溝通便可乘風破浪、排除萬難。溝通終究是其中一種達到政治目標的手段，而非最終的目的。另外，溝通並不表示己方必須作重大的原則性妥協，例如台灣與中共近廿多年來的溝通，也沒有作出最根本性的讓步（九二共識），反而有時擺出溝通的姿態，可令壓力落在對方身上。
然而，香港特首選舉的先天設計，難以選出一個能夠充分反映港人意見的政治領袖，肩負溝通重任的往往是實權有限的反對派領袖。由於他們沒有實權在手，中共把他們放在眼內的程度頗為有限，而過往的反對派領袖又擔心破壞了互信後，日後再爭取中共再讓一步的難度便會大增。只是久而久之，紙包不住火，政治溝通成果有限的問題給曝露出來，港人與中共的互信程度亦愈跌愈低。問題是，中共愈不信任香港，愈傾向伸出有形之手干預香港事務，但愈伸出有形之手，港人對中共的信任也會愈低，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畢竟，要他們默許以霍布斯社會契約論（Hobbes’s Social Contract）所提及的方式「落實」《基本法》，本來便是極度侮辱他們的智慧。
港獨思潮因現有制度漏洞所致
在梁振英治下的香港，頗常出現一種聲音，指現時坊間對中共對港政策的理解，並非中共權力核心的真正想法，只是梁振英和中聯辦狐假虎威假傳「聖旨」，誤導了普羅大眾。但是，問題的重點，並非單是如何猜測中共權力核心的真正想法，而是了解現時的制度安排對港中關係起了怎樣的客觀效果。即使假設中共權力核心的真正想法與坊間想像的有異，現時的制度安排亦充斥着各種漏洞，讓邪魔外道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因此，香港才出現了一種全盤推翻現有制度安排的聲音。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香港與中共要花極大的努力，才有絲毫的希望重塑良性互動的基礎，而前提是下任中共領導人的對港作風比較溫和，以及中國境內的自由派重新站穩陣腳。但即使如此，年輕一輩對中共高壓統治的陰霾仍揮之不去：既然現時的實際政治操作有那麼多漏洞讓中共乘虛而入，那即使港中日趨緊張的關係得以緩和，亦難保那股「極左即極右」的政治力量日後會捲土重來。
請容許筆者借用張楚勇博士頗常提及的《論語》名句：「民無信而不立。」張博士明顯不是所謂的「反中亂港」之徒。然而，中共連這樣溫和的聲音也聽不入耳，反而不斷挑起民怨。故此，無論港獨是否可行，港中關係也不大可能回到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