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盛)
日期是解讀民主黨《政改六人工作小組報告》的一個重點，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民主黨與中央或其代理接觸的開始日期。
《報告》把這點定義為2010年2月12日，何俊仁的第一身說法是這樣的：「在2月12日(農曆年廿九，即年假前一天)，本人首次接獲梁愛詩女士的電話，說有要事商談。我們約好在假期後第一個工作天，即2月17日(農曆年初四)在金鐘港麗酒店會面。」(頁2)，《報告》所附的《日程表》也在2月12日首次提及與梁愛詩的接觸：「梁愛詩致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約他2月17日會面。」(頁22)
可是，《報告》發表後翌日(即2010年7月9日)，梁愛詩發表聲明澄清，早於2009年12月22日，已與何俊仁及張文光經「雙方友好安排午餐宴會」，席間何及張「向她表示，希望與中央對話，談論政改問題。」(香港電台即時新聞，2010-07-09 HKT 15:36)。
對比之下，可以確定的是，雙方談及政改的首次接觸，並非像《報告》所說的2010年2月12日，而是2009年12月22日，而且可以合理地估計，12月22日前，民主黨中人已在接觸「雙方友好」。
為甚麼《報告》和梁愛詩的聲明有這樣的出入呢？一個合理的懷疑是，民主黨與中央或其代理的接觸越遲，便是越與拒絕參與「變相公投」無關。民主黨是於2009年12月13 的周年大會決定不參與「變相公投」的，再早一點包括：11月24日司徒華公開談到由支持改為反對「變相公投」的立場，11月30日張文光在《明報》發表文章指「變相公投」是將民主普選的前路異化。
換言之，把開始接觸(而且是梁愛詩作主動)的日期定在2月12日，距離民主黨反對「變相公投」便可以有近2個至2個半月的時間。不過，按梁愛詩的說法，這個距離則最長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如果早於12月22日已與「雙方友好」有所接觸，則時間可能更短，至於是否短得重疊了，而予人合理懷疑，則尚待包括民主黨在內的有關人士更坦誠的披露。
單從這一點來說，《報告》的交代尚欠充份，或者，民主黨會辯白，聲稱有中方背景或脈絡的人士來聯絡很多，難以以此為起點，問題是，梁愛詩的聲明已經否證了《報告》關於開始日期的說法，如果民主黨仍然支吾以對，在這重要的問題含混過關，則民主黨可能又再陷入另一誠信危機了。(2010.07.09,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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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2010.07.09 18:15 《明報》即時新聞引述何俊仁已證實曾與2009.12.22「出席《明報》總編輯的飯局時，與梁愛詩談及欲與中央溝通」。他解釋「在民主黨的報告中沒提及這點，因為他理解梁愛詩當時是以個人身分出席飯局。民主黨的報告與梁愛詩的聲明沒有矛盾，大家只是理解不同。」「梁愛詩作為中央傳話人，是於2月12日致電給他，才展開對話。」這點解釋是否合理，則有待公眾判斷。
至於張文光提到「他們在不同的飯局，均會向不同的人，表達與中央的溝通的意向。而民主黨是在12月13日通過不參與五區公投，其後才與梁愛詩會晤，兩件事是沒有關係的。」顯然更足以讓人明白，接觸的起始日期與民主黨對「變相公投」的取態的關係。(2010.07.09, 1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