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以中國的王朝觀來看，東羅馬帝國早已消亡不知多少次，從君士坦丁王朝到巴列奧略王朝，但同樣以西方觀點來看，中華帝國又一直存在，尤其像北魏北周隋唐，特別有如西方貴族的承接關係，實際血緣集團相連，而且其實他們同時已有同樣自稱中國。
同理，歐洲對羅馬名稱的追求，正如東方之小中華觀，是一種對高度文明的渴求心理。正如昔日越南對內也自稱「大南天子」（南方的中國皇帝），日本及朝鮮亦在早期仍未意識自我的獨立性，惟日本因地理因素較早出現背離，形成國風，但直至近代依然不脫藕斷絲連。如果不是先後滿清的入侵和西方力量介入，東方漢字文化圈內，理論上幾乎本沒有多寡民族國家的分別，只是在乎區別於華夷之防，亦是文明之辨別。所以也有說法，中華其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包含整個所有認同此的勢力的文化圈，乃至超國家，正如周天子對諸侯的關係，是對共同文明的擁戴。在中華文明強盛時，對文化的開放總是舒展的，因為有着物質文明作為維繫的基礎。這是一種廣納百川的狀態，西方種族主義的血統論，並不適用中國華夏的華夷觀，基於文化禮教才是應該秉持的。
正所謂「比對」是確立自身的先決因素，那麼在當異文明與自身相較不下，又將如何？
宋代年間中國轉入面對先後遼、金、蒙元之對持局面，兩相物質基礎已不相上下，乃至某些時段，尤其軍事範疇陷入困窘，此時便開始重視精神文化來重新抬升存在的理論基礎。自進理學，朱熹一代儒者，即開始重新整理儒學，以回應外來文化，乃至對包括早已經歷本土化的佛教，這其實是一種防禦性意識，但事實這種精神的建立仍然沒有擺脫其影響，然而有趣的是，亦借着這種精神文化，透過軟性的貿易交流，重新在意識上收復、同化了這些異民族，亦是反證中國在當時經濟範疇的物質，依然支撐着精神文明。
近代以降，西方日盛，國人自然又以此開始審視西方，但用林語堂所言，這種主觀是不正確的，「實則東西文明同有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只是一時的表現面貌，讓國人沒有正確認識，而狹隘於此。實際上西方的精神和物質文明，不同於過去異民族入侵僅限軍事衝擊，而是兩者全面的衝擊並起，這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使得中國思想思被迫調整。這其實類似於歐洲中世紀，面對生產力、軍事力，乃至精神文化均展現出優勢的阿拉伯帝國衝擊，所面對的困窘（當年的伊斯蘭世界不同於今天，是同年代唐以外另一個廣博開放世界）。
重構漢字文化圈的聯繫，將是當今面對東亞地緣白熱化之世界、面對文明衝突的世界，與呼應過去華夏觀之重要議題。它提供了在中國威脅還是機遇論外，另一道既新又古老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