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去年六四晚會後，大專學生與其他民間團體遊行至中聯辦
攝：Alex Leung
一年容易又「六四」，對於我這個在學時期經歷香港前途談判，隨後又經歷六四、《基本法》草擬和九七過渡的人來説，每逢到了六四和七一，都會看看現在的香港和回首望望過去，九七和六四早成過去，不會變，但香港每年都在變，令人對九七和六四，會有不同的看法。
在八十年代初期的香港前途談判期間，有人提過「邦聯制」，當然也有「聯邦制」。「邦聯制」令人感到陌生，當今實行此政治體制的國家都是些不為人所熟悉的，不及「聯邦制」清楚，為讀者易於明白，可將「邦聯制」類同於歐盟體制。
「聯邦制」是以美國的州份與聯邦政府關係作藍本，州對本州有立法權，行政上有州長，由選舉產生，權力有如山寨王，又有州議會。但聯邦政府對全國有立法權，又有終審權，州級法院案件可上訴至聯邦法院，但州份在各方面的獨立性之強，有如國中有國，聯邦政府不會視自己為地位高於州份，而以伙伴般互相對待，而兩者之間的權力和關係十分清晰可見。
但「邦聯制」則不為人所認識，只知道是比「聯邦制」鬆散，當時在討論中不成氣候。
由於中國是實行中央集權制，兼且是所有權力都歸共產黨，體制上是「權力集中」，即是專制極權，採用「聯邦制」無異如將香港置於與中國政府同等地位，不存在從屬或領導關係，因此一早已將「聯邦制」排除了，「邦聯制」就更加唔使諗。當時的民間力量，是以壓力團體和議政組織呈現（以司徒華的教協為大、滙點、基工、學聯、各大專學生會……還有更多），並沒有將「聯邦制」或「邦聯制」搬上正式的討論議程，一早便以「民主回歸」作定案，只顧及香港政制，而少理中國政府與香港的關係，後者便逐漸採納了「一國兩制」的模式。
回首當天，民間在未有《基本法》時便一早接納「一國兩制」作框架和認同中央權力主導的單一制是極度危險的，著重内部政制的民主化而忽略了香港的自治權和規避中國政府干預的安排，實在是對「民主抗共或拒共」的能力過於樂觀。民主政制依賴近於迷思的所謂人民的力量，並非全無邏輯，但若民主政制不得實現或人民的力量失效，豈非藩籬盡失，中國政府如入無人之境？
其實，「一國兩制」比「聯邦制」差，相比立見高下，是在於行政長官非民選，亦與部門司長一同由中央實質（中央理解）任命，令行政權失去自治性。其次當然是立法非由全面直選產生，令民權全面受制於中央的行政權干預，更令立法權存在致命的缺陷，罪魁是功能組别，其中之墮性十年如一日。
當中央政府把自己在《基本法》中的權力演繹為「實質」或將條文曲解為有利於自己，當「實質」演化成「絕對」便會令香港完全失去自治權。中央政府不自制，則只能寄望特首，如此一來，等如寄望出現一位長袖善舞如李光耀的人，這點就完全不可能了。因此，香港九七後的好日子，是中央政府少插手港事的日子，那便是董建華的年代，全賴中國政府的自制。
因此，「一國兩制」的成與敗，關鍵是中央政府對自己權力的理解和執行，可以出現「死抓」和「放任」兩個極端。事到如今，中央政府在行為上已放棄了「一國兩制」，即證實在兩地的權力關係上，已到了「一國兩制」的盡頭，再没有什麽可以用於經營的空間，説今天已是2047，亦不算是嘩眾取寵，歷史總會給人一個客觀交待，我們是參與的一份子。然而，未到2047或即使過了2047，面目全非但仍桃花依舊，香港仍未至於人間蒸發，總會有不同的大小事情會發生，扭轉了一些所謂的「宿命」將來，人的生命未到盡頭，總可以有些盼望，多少不拘，憑良知活著，上天不會待薄香港人，即管放長雙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