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媒體是「語言戰」的戰場，各勢力都在努力將有利自己的語言、用詞擠到主流媒體及新媒體，製造一種由量化質的力量。當權者一直深明此道，權力與知識向來有糾纏不清的關係，正到新媒體冒起，當權者操控語言的手法也有變化，不成功的會被拆穿為「語言偽術」，成功的則無聲無色地主導了討論議題的方向。橫洲事件發展至今，成功與不成功的操控語言手法皆有。不成功的已經被廣泛討論，在此不贅，我們可以嘗試討論一些幾近成功的。
「先易後難」－本身就是黑
不要對資本主義有任何正義幻想，資本的本質就是黑色。在橫洲事件之上，公眾最有趣的想法是認為「官商鄉黑勾結」是一件很新奇的事，但其實這種生態在資本主義制度裡正常不過。
先講「勾結」（或「合作」），以David Harvey在《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的說法，私有產權與國家權力向來緊緊相扣，沒有國家權力就無法保護私有產權，因此大眾才會願意讓國家合法運用暴力。不只於保護私有產權，還有徵稅的權力，結果政府由一個被動的守護者變成一個提供基建推動發展的主動角色，而其徵稅權力也會影響社會結構。怎樣推動﹖David Harvey提出合法的土地擁有權必需有生產能力（John Locke支持的res nullius），英國歷史裡就多次憑這原則將「無生產力」的原住民驅趕出家園。另一方面，政府本身要生存，就要有各方支持與資源（稅收），於是政府又會傾向以政策傾斜換取某些力量（如資本家）的支持。
從這個脈絡看，政府跟某些民間力量（如部份地主）「勾結」或「合作」其實是可謂資本主義的特色之一，說沒有「勾結」只是官方說辭中的童話。當然，資本主義出世以前也有其他形式的勾結，但資本主義提供了完美而自足的意識形態，將一切常態化。
當然，「官商鄉勾結」是一回事，「官商鄉黑勾結」又是另一回事。然而，我們為何能夠假設政府是「白」而非「黑」﹖對政府，不少香港人抱有極度純真的想像，但事實上香港對政府的正面想像源自一個公正廉潔的公務員體系，而對公務員的信任又多得廉政公署。香港人對資本主義也有很多正面想像，例如金錢可以完美地掩蓋不道德，以Karl Polanyi在《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說法，勞工其實是人類活動、土地其實是大自然，但我們稱之為「勞工」與「土地」，就好像他們變成死物般的商品，可以利用（剝削）來將利潤極大化。剝削勞工、破壞大自然，這些是「黑」還是「白」﹖金錢有淡化其背後道德問題的魔化，因此我們買iPhone 時不會想起整個生產鍊的剝削問題，也不會想起「經濟發展」下破壞原居民的家園是一件可恨的事。
明白本質，就會瞭解到梁振英口中的「先易後難」正是一種「勾結」與行使決定土地有沒有生產力的結果。如果真的有與「黑」「合作」，也毋需感到意外，因為高舉「發展」的政府其實從未正義過。高官在記者招待會最需要交代的是「難、易」的決定標準，他們卻推說是「摸底」的結果，將最重要的標準含糊過去，更沒交待被逼遷的橫洲居民為何在發展中是「易」（朱凱迪對難易的理解正正是政府的相反，而為何我們要接納政府的而不是朱凱迪的﹖）。不解釋，因為政府應付危機所憑藉的仍然是其不公允的決定權，與看似有不證自明的正義權威。
不論「先易後難」是否真正原因，慣於勾結的政府擁有不受制肘的決定權卻是千真萬確。針對其「易」、「難」的看法對錯而不看其決定權本身的問題，就不能對準目標。
「摸底」－非正式的偏頗諮詢
由高官提出「摸底」一詞後，全港媒體都不問情由地採用這個詭異的說法－正常的政策制訂程序有諮詢，卻沒有「摸底」。兩者有很大分別，諮詢有嚴謹的規格，也有案例可循（R v Brent London Borough Council, ex parte Gunning (1985) ），而「摸底」卻在制度外，沒有要求（連會議紀錄也沒有）、無需公允，甚至內容未必有機會曝光，但竟然在政策制定發揮了關鍵作用。由張炳良到梁振英記者會皆似乎將「摸底」視為正常程序，而媒體也沒有反抗地採用這個政府編出來的名目，沒有搶回話語權。
「摸底」，其實是「非正式的偏頗諮詢」。如果沒有正式諮詢，這「非正式的偏頗諮詢」就只是勾結的討論過程而已。
「摸底」二字用得挺聰明－政府「摸底」彷彿是在發展或福利政策制定過程中，盡可能極大化有利大眾的發展及福利，但同時不會冒犯各持份者的底線，是正義的平衡。在程序外「摸底」看似不合規矩，但只要是正義，一切皆可被原諒。政府不是不可以與地區人士有諮詢外的溝通（只是必需有紀錄），但公正公開的諮詢還是必要的，不可以以一個看似抱有良好意圖的「摸底」取代。
另外，「摸底」有對奕的意味，因為不知才是「摸」，彷彿是「摸底」者與被「摸底」者之間的對奕，即並不是在同一陣線。換言之，用「摸底」一詞，其實是一種與商、鄉割裂的手法。
結語
為什麼要跟政府搶話語權﹖除了避免公眾接受一個不公允的知識框框，提防轉移視線，更需要政府日後將這些奇怪的說法寫進通識教科書，成為下一代的慢性毒藥。不論是政改還是橫洲發展也是大仗，但「語言戰」影響深遠卻成本較低，我們應該在討論過程中多行一步，不要讓政府得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