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資源所限，本系列文章的寫作過程已超過整整三年，這段期間經歷了一連串重大政治事件，包括2014年人大「8·31決定」、「佔領運動」，2015年反「水貨」，2016年旺角騷亂、立法會選舉及宣誓風波，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佔中」及旺角騷亂參與者被定罪等等，「本土派」的左右翼以及他們與「泛民主派」之間已發生了明顯的分化，本港的政治形勢更見分明；反而受到建制陣營影響的群眾卻以為整個反對派陣營正在向「港獨」轉化，於是未能看清社會矛盾的根源何在。
因此，這一篇我們主要向這部份群眾遠略近詳地說明「泛民主派」與「本土派」合與分的整個過程，應當指出的是，我們所著眼的是某種政治路線所代表的社會階層，而不是個別政客基於個人政治前途的考慮而投奔其他陣營的舉動。
早年的概況
香港自開埠以來就成立了「立法局（定例局）」，但這個機構絲毫沒有民主成份，它的成員是由政府官員擔任的「官守議員」以及其他由港督委任的「非官守議員」組成，最初的「非官守議員」皆是洋商，後來才有個別華人士紳被吸納其中。故此，「立法局」本質上就是港英政府就如何進行管治向社會賢達徵詢意見的機構，而勞苦大眾都是社會上無權的群體，工人群眾的抗爭必然是民間主要的政治活動。不過早年的工會都是保守行業狹隘利益的封建性行會，未能對社會團結產生甚麼作用。
直到辛亥革命極大地鼓舞了社會的抗爭意識才發生顯著變化，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支持了1920年的機器工人大罷工以及兩年以後的海員大罷工，1925年上海發生的「五卅慘案」更觸發了政治性的「省港大罷工」，對港英的管治權威和財政構成很大的威脅。可是隨着蔣介石於上海發動了清黨政變並打壓工運，港英政府亦乘機宣佈海員工會為政治組織予以查封。可見港英政府雖然並不反對工人成立工會去爭取待遇，卻時刻提防着工會演變成政治組織，此後工運浪潮幾度反覆，到二戰結束後又形成一股高潮。
由於戰後物資供應緊張，工資根本追不上物價升幅，工人生活艱難工潮此起彼伏，港英政府也急需左派配合重建社會秩序，彼此因此有過一段「蜜月期」， 1948年「港九工會聯合會」按《職工會條例》正式注冊，通過辦學、組織文娛康樂、興辦福利服務以至救助災民等活動填補政府的缺失，並發動整個工人階級通過同情罷工或捐款直接間接地參與抗爭運動，促進社會的團結互助。另一邊廂，由於戰後大批富裕的地主、資本家及國民政府官僚陸續逃亡來港，右派因而也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親台灣的「工團總會」亦於1948年相應成立，並懷疑參與過1956年的「雙十暴動」，然而在實際考驗下「工團總會」日後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工聯會」一度發展為本港最大的政治組織。
民主派的興起與「工聯會」角色的變遷
隨後左派在「六七暴動」當中錯判形勢而遭受了重大挫折，也換來了港英政府管治態度的轉變，除了主動改善各項社會福利以外政治環境亦有所放寬，導致了所謂「獨立工運」的興起，社會上亦出現了不同的「壓力團體」，就各種民生問題製造輿論向政府施壓。這股潮流當中除了政治上對國內政權採取中立有別於「工聯會」的態度以外，很重要的變化就是群眾用不着成為某組織的成員就得以享受免費的「政治服務」，這種現象就是代議政制的雛形，好些傳統民主派領袖都是在這間期冒起的。
踏入70年代，由於美國打算將釣魚台的主權連同琉球群島交予日本，本港青年學生受到台灣及海外華人的氣氛所感染而形成了「保釣運動」。此外，港英政府主動對英籍總警司葛柏的貪污行為展開調查，可是最終還是以葛柏安然潛逃收場，事件引起了本港及英國本土輿論的嘩然。1973年8月，大批市民乘勢以「反貪污，捉葛柏」發起運動，就當時盛行於公職人員當中的貪污風氣向當局施壓，促使了「廉政專員公署」的成立。廉署的調查行動令警隊內部人心惶惶，1977年10月數以千計警務人員及家屬列隊遊行往警察總部集會，其中一小批警務人員甚至衝進廉署大樓與署方人員打鬥。港英鑒於警隊角式特殊，於是頒下了特赦令以平息「警廉衝突」。
到80年代內地實行「改革開放」，《中英聯合聲明》也落實了香港的主權移交，「工聯會」因而轉型為一個職業培訓機構，並開始參與港英的建制工作。與此同時，港英政府也在推動各級議會的民主化，日後的泛民各派遂逐漸形成，不過港英從來沒有立法正式承認政黨的合法地位，加上市民對以往國共之間那種「黨爭」有所顧忌，所以都未嘗有一派稱自己為政黨，例如由精英階層組成的「太平山學會」，代表一般中產觀點的「滙點」，走基層路線的「民協」等等。七八十年代亦發生了「越南船民」問題，在國際壓力下香港成為了「第一受容港」，順理成章地觸發人道主義與本土利益的爭議，然而社會對於戰爭的根本原因卻未有太多的深思。
這個階段表現為香港社會政治上最「和諧」的時期，因為對中共抱絕對抗拒態度者大都選擇了移民，比較突出的衝突只有港英當局未與業界磋商突然宣傳增加牌費而觸發過的士司機騷動一事。民主派在中英角力的背景下開拓生存空間，儘管「八八直選」的方案懷疑受到內地壓力而遭否決，整個民主派仍然對「改革開放」表示歡迎，期待着內地當局的民主化引領國家走向富強。可以認為在內地大力推行資本主義政策的時候，「工聯會」正在積極配合，民主派則賣力地擔當「啦啦隊」，甚至上層精英也會對港英政府某的官僚作風作出指責，整個社會一派「民族大團結」的景象。
特區時代基本形勢奠定與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形成
然而「好景」不常，內地嚴重的官僚腐敗醞釀着學潮，最終觸發「六四事件」並勾起了本港中產階層對共產政權的恐懼，繼香港前途危機後再度發生移民潮，民主派就採取向西方「一邊倒」的態度，著名民主派人士司徒華與李柱銘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與內地當局劃前界線，多個民主派組織及親國民黨「泛藍」人士聯合成立了「港同盟」，並於1991年的選舉當中獲得大勝，隨後與「滙點」合併為「民主黨」。
另一邊廂，「工聯會」眼見泛民幾乎壟斷政壇，遂聯同其他親北京人士於1992年成立「民建聯」，由此確立了意識形態對立的基本局面。商界則擔心兩派在民生問題上面競爭將導致福利主義抬頭，親港英的保守派於是組成了「啟聯資源中心」，即「自由黨」前身，不過投機買賣始終是商人的本性，「自由黨」後來還是扮演變了調停中英矛盾的經紀人角色，所以同樣被視為「建制派」的一部份，親北京方面則成立了「港進聯」。
至於港英就明顯有意在撤退前為內地當局增添麻煩，在「末代港督」彭定康的主持下，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大幅增加了直選議席，並新增9個「功能組別」(新九組)，允許從事該等行業的市民自動享有相關組別的選舉權，使得「民主黨」迎來最輝煌的時期。內地當局對港英的單方面舉動不予承認，於是宣佈取消該届立法局直接過渡的協議並另組「臨時立法會」取而代之，同時抨擊彭定康為「千古罪人」。
為了確保立法權力不被「泛民」主導，特區時代的立法會規定了所有議案必需分別取得直選議員及「功能界別」當中獲得2/3多數支持方能通過，而且大部份「功能界別」的選舉方式都採取公司票或團體票，從而剝奪勞方的選舉權，於是乎管治當局就得以通過資方的配合穩操立法會內的否決權。雖然就算勞方能夠選出自己業界代表很有可能令立法會成為反映行業僱員狹隘行益的場所，但也足以反映內地當局對泛民政客和勞動大眾都是不信任的。
經濟危機衝擊下「泛民」重新分化
也許內地當局以為「六四事件」的負面影響將隨着經濟進一步發展而在港人心目中淡化吧，不過事與願違，香港在回歸的第二年就爆發了「金融風暴」，政治形勢進一步複雜化。「托派」背境的「四五行動」自成立以來一直走向式微，然而其骨幹梁國雄在2000年立法會選舉中竟一舉獲得了18000多票，到2004年甚至高票當選，隨後標榜「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民連」正式成立，並於通過地區直選贏得了2008年立法會的3席。此外，前身為「45條關注組」的「公民黨」也從「民主黨」那裡分裂出來，這些事態除了意味着「泛民」內部也存在「政治分贓」問題外，更進一步反映社會意識起了變化。
一方面，「社民連」以比較激進的反體制口號及以「出格」的手段擾亂立法會吸引支持者其實集中了一大批從上流階梯重重地摔下來的，失了業或許是破了的中產者以及收入大跌的草根無處宣洩的怨憤，民主派所鼓吹自由市場的一套對他們來說已失去了意義；另一方面，雖然當局在《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問題上觸了礁，但是內地開放「個人遊」挽救本港經濟以及特首的撤換還是讓特區政府的民望大幅回升，一批社會精英有感本港社會的反共傾向並不牢固，「民主黨」那種以鼓動群眾集會遊行作為與北京談判籌碼的方法有隱憂，於是提醒市民要必需依靠法律條文監督政府按「老規矩」辦事。
意識形態上與此相呼應的是，近300名來自不同專業及學術界別的社會精英曾經於2004年6月7日在報章上聯署發表了一篇名為《香港核心價值宣言》的文章，大意是說香港過去發展的成功依靠的是「與全球現代化文明接軌」，因此必需維護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等「核心價值」，大家可以將之視作「普世價值」的港式演繹吧，然而也是最後的迴響。
建制派亦有所重整
為減輕民怨，特區政府除了向中產退稅以外，還動用財政儲備向基層提供各種杯水車薪的補貼，但北京最終還是採取了「棄車保帥」的策略，授意曾蔭權取代董建華任特首，並以「成功爭取」內地旅行個人遊作為建立曾蔭權管治威信的功績。曾蔭權承繼董建華後期的自由主義政策本來是符合北京所設想的，然而到經濟復甦以後仍只搞些「藍天行動」，延長公共圖書館開放時間等沒有政治風險的「惠民」政策，使得商家把好處佔盡，民怨卻由政府來承擔，於是觸動了北京的神經。北京以「深層次矛盾」的曖昧說法向當初「欽定」的人物施壓，這大概就是曾蔭權宣佈向18歲以上永久性居民的強積金戶口注資$6000改為派發現金之時神色非常不悅的原因所在。
這個階段建制派亦發生了某些變化，「民建聯」在經濟危機時期完全傾向於當局的自由主義政策，「工聯會」為免失去勞工界的支持，於是離開「民建聯」以示對自由主義還是有保留的；而「港進聯」在商界當中影響一直及不上「自由黨」，於是乾脆合併到「民建聯」那裡去；至於「自由黨」則一度得益於田北俊就23條法案表決時臨陣倒戈而博得傳統民主派支持者的好感，可是它的「騎牆」本色終究兩面不討好而發生了內訌，「鄉事派」劉皇發於2008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替對手「民建聯」候選人拉票被迫令退黨，加上飲食界張宇人提出的$20最低工資水平搞得「自由黨」聲名狼藉，最終劉皇發聯同一批通過「功能界別」擠身立法會的「自由黨」骨幹另組了「經民聯」。
另一方面，2011年外傭爭取居留權事件當中當局吸取了「莊豐源案」的前車之鑑，於是事先向社會力陳政府敗訴將會有什麼可怕的後果，利用輿論向司法系統施壓，懷疑是始作俑者的「公民黨」受到各界抨擊，而法官也明顯屈服於民意壓力，未有一如以往按字詞釋義去作出判決，將外傭在港工作的性質與犯人在港服刑的情況作牽強的類比。當局一改以往對「泛民」處處退讓的態度，於是鼓勵了民間某的向來沉默是金的人搖身一變而成為「愛國者」，做些當局和建制派不能做的事，說些當局和建制派不敢說的話，以期受到某方面的青睞，所以一時間出現眾多「愛字頭」組織。
左右翼民粹的醞釀與膨漲
目前炙手可熱的「本土意識」也是在這個光怪陸離的時代醞釀，社會上開始流行留戀舊事物的所謂「集體回憶」議題，2006年成立的「本土行動」雖然組織規模不大，卻通過一系列「保育」運動吸引了年青人的注意。不過總的來說，起初社運界還是相對左傾的，具有同情弱勢社群的傾向，例如於2005年支援韓農反世貿、2007年聲援扎鐵工人罷工、2010年支援菜園村反高鐵運動以及2011年「佔領」匯豐總行地面廣場的運動，2010年「左翼21」及2011年「土地正義聯盟」的成立是左翼民粹形成的標誌。
不過左翼運動既未能阻止民生持續惡化，又沒有得到被支援群體的反饋和響應，一批社運青年的思想於是日漸趨於右傾。港人對2008年內地「大頭嬰兒」事件仍然是同情的，然而受害者家長的維權行動引來進一步的迫害卻沒有得到內地社會的聲援，反而人們只管搶購香港的奶粉自保，輿情就開始起變化。加之「水貨客」的走私嫌疑、他們的逃票問題、內地孕婦未經預約程序臨盤衝關以及個別內地遊客的不文明行為等情況，以及「雙非」兒童佔用港人福利、港人生活空間又被大量「水貨客」及內地旅客壓縮，於是乎「大陸人好佔便宜、目無王法」的偏見越見流行，最終形成鄙視內地旅客及新移民的右翼民粹，有人以「殖民論」解釋泛民與建制的議會力量此消彼長是北京的陰謀所致，亦有人以古希臘的小城邦為藍本，寫了一本《香港城邦論》賦予分離主義浪漫色彩。
總的來說，「本土意識」的崛起應當以「人民力量」從「社民連」那裡分裂出來並嘗試與傳統民主派爭奪領導權為重要標誌，2011年他們在七一遊行結束後號召遊行人士到禮賓府繼續抗議，以及在區議會選舉期間將投票贊成2012年政改方案的「民主黨」作為「狙擊」目標。此際陸港矛盾正在不斷發酵，特區政府在李旺陽懷疑「被自殺」事件之際強推隱惡揚善的國民教育只是火上加油。到2012年，「六四」紀念晚會已產生要不要冠以「愛國民主」之名的分歧，亦有人發起了「光復上水站」的反水貨客活動，成功迫使當局採取治標不治本的執法行動。民主黨提出「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主張對抗激進民粹的同時，也不得不在競選期間不同程度附和這股本土思潮。
梁振英當選特首觸發各路勢力的激烈鬥爭
下層的動向與上層的權鬥亦不無關係，我們開篇的時候就分析過特首換届選舉潛伏着內地官僚當局與本地壟斷資本之間的暗鬥，曾蔭權及其同伙的腐敗行為被曝光，北京試圖藉此將民生惡化的責任推到他一人身上，而泛民就將一改「大市場、小政府」作風的特區政府解讀為北京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本土派」乾脆稱之為「港共」政權，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落實「泛民」隨即造起了「官商勾結」的輿論攻勢，起勁地妨礙有關議案和撥款在立法會通過，關於爭取落實「雙普選」的議題逐漸將社運推向高潮。
另外，「香港電視」的發牌申請在沒有被告知理由的情況下被拒也曾引起過一些風波，政治審查與扶植親北京媒體的陰謀論甚囂塵上，不過隨着「亞洲電視」的清盤以及「香港電視」通過收購中資公司而獲得有限度的廣播權利後，有關議題也就不了了之。2013年爆發的貨櫃碼頭工人得到了學生組織的廣泛聲援，對梁振英及李嘉誠進行道德批評，工潮後期轉移到中環和黃總部集會並未有如2007年扎鐵工人罷工那樣引起市民對「阻街」的反感，也說明社會上的不滿情緒開始指向貪得無厭的壟斷資本家。
與此同時，「本土派」的左翼開始以保育本土農業為基礎去「論證」香港本來是有能力自給自足的，只是農地被發展商囤積才造成蔬菜供應不足，而香港社會之所以變得「官僚化」、「內地化」乃由於港人自力更生的能力被剝奪了，並將港英時代建造水塘、海水化淡廠等措施抬舉為避免依賴內地的先見之明去籠絡右翼。其實從內地輸入食物、食水根本不是回歸以後才有的事，如斯自欺欺人實在教人哭笑不得，而右翼則牽扯到開放禁區和建立邊境購物城等政策炮製「割地賣港」的陰謀論。
平情而論，梁振英及其同僚的操守故然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然而曾蔭權時代政府比梁振英主持下還要「右」得多，至於所謂發展商囤積農地等待政府規劃更改土地用途的「官商勾結」，天水圍的嘉湖山莊正正是港英時代晚期通過這種模式發展的，一直以來卻沒有遭到任何反對或揭發。當梁振英要對壟斷資本的權力做點限制，似乎要着手處理積重難返的房屋的時候卻惹來激烈的反對，客觀上「本土派」的作為就了構成服務於地產寡頭利益妨礙政府增加公營房屋供應的效果，使得社運表現出「左」右合流的態勢。
「港獨」份子蠢蠢欲動
社會意識日益右傾之下，蟄伏的「港獨」份子也加緊了活動。「光復上水站」活動當中就有人搖着龍獅旗並喊出「中國人滾回中國」的口號，也許是同一批網民以「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的名義參與了2013元旦遊行，年底「香港人優先」的招顯聰因試圖闖入解放軍軍營而成為新聞紅人，預告了來年將會是右翼鬧得最兇的一年。2014年2月16日，「港獨」發動了尖沙咀的「驅蝗」行動，引來「愛字頭」組織針鋒相對的「歡迎」活動。為諷刺內地充斥「假冒偽劣」商品以及親建制陣營擁護「強國」同胞來港買「洋貨」，「港獨」遂於3月9日在旺角鬧市進行「愛國愛黨大遊行」。雖然他們的出發點完全是錯誤的，也不明白以往抵制洋貨包含着「血與火」的深刻意思，可是他們從反面暴露出陸港矛盾的關鍵所在是社會所不得不正視的。
由於「本土派」同樣存在強烈的「反共」意識，所以很容易令人以為他們與存在已久的「港獨」思維是同一回事，其實籠統而言，「港獨」有其明顯的特色，就是公然揮舞殖民時代的龍獅旗，政治上經濟上均主張依靠歐美，與「本土派」期望復興本土經濟克服財團壟斷並擺脫對內地依賴還是存在區別的，只不過「本土派」右翼着重排拒內地人從而獲得上流機會或奪回應有福利的傾向與「港獨」接近，而左翼就抱有支持小商小販小農戶等等弱勢小生產者群體去否定「地產霸權」的不切實際期望。這幾路勢力都參與了6月份包圍與衝擊立法會事件，當時他們就發生了內哄，但彼此只以為是策略分歧或者激進派借題發揮，而不是經濟主張存在重大差異。
「愛字頭」組織總說衝擊特區政府管治的一切都是「外國勢力」和泛民搞的鬼，而實際上金主只可能收買個別幾個領頭人物，眾多社運青年當中嫌疑比較大的就是黃之鋒一人，他的「學民思潮」首度登場就出動了吊臂車遊行示威，根本就不像個尋常的學生組織。至於大多數青年只不過是家庭和社會教育的產物，他們成為了教育產業化的受害者，大專畢業後揹着「學債」卻失去了上流的機會，早晚也會產生反抗情緒，可是他們又缺乏社會經驗，於是往往成為被政客胡弄和利用的對象。他們的想法也不是那麼純粹的，而是受到各種意識形態不同程度的影響，當他們積極投身政治活動的時候，自然會吸引各路人馬以「民主」之名向群眾運動施加影響以至試圖「騎劫」整個運動。
風起雲湧的2014年
至於後來發生的「佔中」就要從有關普選的紛爭說起， 2013年泛民方面的「真普選聯盟」制訂出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提委會提名並行的方案與北京對抗，「學民思潮」則強調公民提名必不可少，發動學界堵住溫和泛民的退路，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就初步提出了「佔中」的構思。此後，內地當局作出了軟硬兼施的部署，中聯辦及中央政府官員先後表明不容特首人選與中央對抗，提名方法必需按《基本法》落實。2014年4月全體立法會議員獲邀訪問上海，當局試圖游說溫和泛民一如以往為政改方案背書。
不過這一次他們實在騎虎難下，返港後無奈上演了一齣「接力絕食」的鬧劇，口號是「雞蛋抗高牆、絕食為普選」，打這張既可笑又無力的「悲情牌」惹來了親建制陣營及右翼兩方面的嘲笑。到了年中，反對派就內部三個包含公民提名成份的方案發起了全民公投，「學民思潮」聯同「學聯」在七一遊行過後進行了「預演佔中」。另一方面，「壹傳媒」的電腦系統就在這緊要關頭被黑客入侵，黎智英向泛民政客捐款以及收受其捐款的議員未有作利益申報的「黑金」事件亦被某個所謂「壹傳媒股東」曝光，這宗「不誠實取用電腦」案至今未被警方偵破。無論如何，內地當局明顯有意藉着泛民政客與金主黎智英相勾結的證據，向港人傳達外國勢力干預不是空穴來風的訊息，希望港人認同人大常委會為拖延普選落實而行將通過的「8·31決定」。
到這地步泛民如不放手一搏就是坐以待斃，「佔中」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9月11日泛民政客進行了「黑布遊行」，22日「學聯」在中文大學舉行了罷課的誓師大會，羿日移師政府總部外圍集會，25日「學聯」試圖衝擊警察防線但未得到集會學生積極響應，26日晚改由黃之鋒號召「重奪」6月份立法會被衝擊過後而作有限度開放的「公民廣場」，同時有人承諾將為被捕學生提供法律支援，突襲行動導致防暴警察27日凌晨進駐政府總部並於早上展開清場。煽動少不更事的學生鬧事流血這一招果然奏效，成功吸引了更多青年學生前往政府總部周圍集結對警方進行反包圍。
「事情正在起變化」
早前「愛字頭」仍然借蘇格蘭獨立公投失敗之勢揶揄「佔中」無從實現，而事態卻在短短兩三日之內迅速升級，但是泛民的意圖也只有一半得到了實現。28日凌晨戴耀廷宣告「佔中」正式啟動，當日中午時分警方擴大了封鎖範圍，「雙學」呼籲群眾到金鐘站聚集，下午馳援者越來越多並衝出了馬路與警方爆發衝突，他們都準備好用兩傘和保鮮膜抵擋胡椒噴霧。傍晚時分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人群，但行動引起了反效果，當晚約有30萬人拒絕撤離並自發轉移到銅鑼灣及旺角一帶繼續集結，並運用各種雜物就地取材製成路障癱瘓交通，當局宣佈中西區學校停課。
隨後運動的右翼強調要「提防左膠」(縱使主張移植西方福利社會模式的「普世價值」論者其實並不「左」)，並試圖把佔領行動擴展至其他內地旅客集中的地區，不過只有在尖沙咀廣東道一帶有過短暫效果；而左翼及中間份子則不為所動，並堅持以和平集會支持小商戶反對大財團的策略爭取社會同情，事態反映出「仇內」其實並未發展為本土思潮的主流。至於「佔中」領導層根本沒有打算衝擊資本主義的秩序，他們想見好就收，可是當喧賓「本土派」奪了泛民的主以後，他們既無法控制運動方向，又不能批評參與者「越軌」，為免政治破產只好把大局繼續主持下去，同時打出「自己香港自己救」等標語迎合「本土派」的政治理念。
由於未有另一波衝擊行動，港府的策略轉為放任自流，隨旺角鬧市陷於無政府狀態的便，但是該區向來存在地下秩序，白道管不來的事黑道管，數日來一批懷疑黑道人物混入佔領者當中嘗試煽動鬧事未果，到10月3日乾脆主動向集會人群進行襲擊。「佔中」領導層借機宣佈棄守旺角並呼籲人們到金鐘互相守護，可是集會者根本不把他們的指揮當回事，眾多參與者打出了「XX不代表我」的標語，「佔中三子」到處受到冷待而淪為了政治小丑。當局也必然知道運動性質已發生轉變，不過為了縮小打擊面減低政治影響，於是繼續把發起人當作運動的領袖，要求他們盡快結束非法佔領，否則要對所有後果承擔法律責任。
管治當局逐步反客為主
隨着佔領曠日持久，本來支持運動的傳統民主派或寄予同情的中間派人士態度漸漸發生改變，最初他們抱有樂見有人出面挑戰官僚政權的心態，所以突襲式的行動但試無妨，但既未能一蹴而就的話總不能讓自己的生活或生計長期受到影響，於是主流民意就發生逆轉，認為佔領者應該返回金鐘以免影響經濟民生，甚至乾脆反對佔領。當局乘勢收復部份地區並改打輿論戰，一方面向法院申請禁制令，另一方面呼籲佔領人士到添馬公園、中西區海濱長廊、維園及麥花臣遊樂場等公眾場合繼續集會，以表現最大的包容及依法維持社會秩序的努力，並突顯佔領人士一意孤行及運動的消極面。
當局的公關策略似乎立竿見影，「佔中」領導層在臨時禁制令頒發後明顯軟化，警方開始清除各區路障收窄佔領範圍，運動已陷於消極防禦狀態。幾經反覆的「官學」談判終於在10月20日實現，發起人則在10月底復教並表示「『雨傘運動』不是『和平佔中』」，預備日後在法庭上玩弄文字遊戲與佔領人士撇清關係，泛民議員否決了辭職公投，要求與中央政府對話，「學聯」則尋求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協助向中央轉達訴求，卻未有質疑港區人大、政協同樣未經「普選」產生。其後相繼發生「學聯」成員以及個別參與佔領人士被注銷回鄉證或者被內地當局拒絕入境的事件。
至此部份佔領人士已準備好接受失敗，且提出了「深入社區」、「結合民生」的建議並得到泛民附和，以此作為體面的下台階。但是清場臨近觸動了本土派右翼的抵觸情緒，他們不甘心自己推動的運動退潮，遂編造出「網絡23條立法」的謠言，於11月19日再度衝擊立法會向「佔中」領導層迫宮，泛民回答以「譴責未經協商的暴力行為」，由此導致爭奪領導權的內哄表面化。激進本土派繼而要求「拆大台」、解散糾察隊，當初首先發難的「雙學」唯有採取折衷態度。少數港獨份子則自行其是，到英國領事館外示威明目張膽地尋求「外國勢力介入」。
不甘失敗的右翼作最後掙扎
當局以旺角作為首個清場地點，11月26日晚間大批佔領者重新湧出街頭與警方進行「街壘戰」，但很快就被警方打退，其後佔領者仍試圖在晚間以流動「鳩嗚」(購物)的方式堵塞交通，不過同樣遭到有效打擊。「泛民」在抗爭情緒再度升溫的關頭明哲保身，拋頭露面的擔子又就落到了「雙學」肩上，他們只好逢迎激進主張，領軍人物也在衝突前線被捕，其後更呼籲市民30日帶齊裝備到金鐘集結，臨場發動一波沒有意義的衝擊。事後「雙學」承認了失敗並致歉，「學民思潮」成員旋即進行絕食，稍後卻以健康理由宣告結束，佔領陣營內部存在反對打「悲情牌」的強烈呼聲。
泛民眼見已無法駕馭激進本土派，終於在12月3日到警署自首，然而沒有一人有勇氣承擔組織或煽動的責任，只承認參與非法集會的罪名。警方為免節外生枝並未即時對有關人等實施拘捕及起訴，卻以妨礙商鋪經營的「鳩嗚團」作為主要的打擊對象。「泛民」在金鐘清場的最後時刻惺惺作態到場被捕，事後被部份本土派指為「抽水」，「不是留守到最後一刻，而是到最後一刻留守」。「學聯」遲至14日發起姿態多於實際的「抗租拆稅」，港獨份子則在同日遊行反對警方打壓「鳩嗚團」，企圖拉攏本土派進一步右傾。
一直以來，泛民都以避重就輕的辦法敷衍本土派，對港獨則不置可否，各支力量往往能夠在「反官僚」的大前提下走在一起。可是經過「佔中」一役，反對派陣營明顯己感受到內部山頭林立，各有盤算，只是泛民與港府的輿論策略均有意掩飾運動複雜的性質而已。至於政改方案就在2015年中以8票贊成28票反對草草收場，原因是33名建制派立法議員於表決前夕以「等埋發叔」為理由離奇地集體離場，也許是發號施令者明知己方根本不足2/3多數而「鳴金收兵」吧。由於篇幅過長，後佔領時期我們留待下一篇再作論述，並對 2016年發生的旺角騷動作重點分析。
小結
這一篇我們打算對幾個重點作出說明，首先佔領運動是多維的，激進與溫和只是其中一個維度，反資本壟斷與抗拒陸港融合則構成意識形態的左右兩極。如果以社會成份來區分的話，單純爭取普選的傳統民主派核心由中產階層構成，他們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所以對資本主義一般持保守態度，是「泛民」的主要票源；本土派的形成則與回歸後中產階層受到兩次經濟危機衝擊而萎縮，加上上流階梯出現斷層息息相關，因而導致一些被排除於中產行列的成年人，以及希望擠身中產的年青人萌生衝擊社會秩序的意圖。
雖然在官僚專制的環境下，中產階層也有政治民主的訴求，可是一旦社會運動發生反資本主義傾向的時候，他們往往更擔心自身的經濟地位受到動搖，由此決定了中產階層不可能是徹底的民主派。以往他們與本土派尚且能夠在「反官僚」的旗幟下走在一起，然而「佔中」期間他們本能地感受到本土派乃衝着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來，那麼內哄與分裂就決不是一句「莫忘初衷」就能夠修補。
其次，各路反政府力量其實都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礎，而一種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政治力量的出現必然與經濟形勢的變化存在密切的關係，是「時勢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時勢」。當本土派對傳統民主派領袖不滿的時候，他們就會尋找其他人作為自己的政治代表，同時亦會吸引某些政客附和他們的想法，根本用不着外國勢力為此操心，要是外國勢力插手的話，通常就是鼓勵群眾運動當中的落後傾向，而甚少能辦到無中生有的。事實上，好些所謂「名嘴」就是在電台節目上面因為抨擊主流民主派獲得到足夠政治資本後轉而從政的，甚至當人們覺得這些政客都不能代表他們的時候就會在自己的志同道合者當中推舉出領袖，2016年立法會選舉就有一批泛民政客下了馬，同時又有幾個沒有從政經驗的人物當了選。
最後，外國勢力有否插手「佔中」呢？我們認為這是十分可能的，就如同「六四事件」本來是學生反「官倒」的愛國民主運動，到後期講台卻被幾個西化派學生領袖佔據而演變成有如不久以後蘇聯東歐「顔色革命」的那種反共運動，目的是逼迫苟且偷安的統治者經濟上作出更大讓步，砍掉國有經濟給外資騰出更大的空間。但外國勢力的預定目的也不一定全都能實現的，「佔中」以後出現了五花百門的政治組織既反映了本土主義者為數確實不少，亦突顯出他們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無法在民主的前提下建立集中的領導，組織目標清晰的統一行動，稍有分歧就衍生出一個分支，最終成為一個管治當局與泛民政客都無法收拾的爛攤子。
當前，不僅香港和台灣，就連歐美國家本身的分離主義都十分高漲，這種現象普遍發生於發達地區自有其客觀的必然性。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息，「愛字頭」把身邊的分離主義解釋為外國勢力搞鬼，對外國的分離主義就幸災樂禍只有逞口舌之快的作用，而未來形勢的發展卻不會受他們的意志所左右，唯有消滅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發展不平衡才能創造根除分離主義的物質條件，這是我們向來所強調的。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2018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