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主派及建制派對於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超怪的銜頭！）的態度，楚河漢界標準答案：建制派包括政府的立足點是沒有違反基本法；而泛民的立場就是要在香港當官就不能做外國人。一時間，全香港都被套入了一個奇怪的局：沒有外國護照就是對香港的承擔，對香港有承擔就是對中國的效忠。
筆者其實對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能否有外國護照沒甚麼意見，亦覺得建制派的觀點迹近可笑（難道聖經沒提過原子彈，就代表上帝不會反對麼？）。鄭經翰在昨天信報的著名文章已很簡潔的說了：「今天為了反對政府和政治任命的副局長和局長助理，反對派竟然不顧原則，忘記歷史，在雙重國籍的問題上大談效忠，反而當年以民族大義為名致力排除「外國勢力」及「殖民地餘孽」的左派卻改腔換調，，反過來表示外國護照無關忠誠。」若八九後民主派真的能逼到英國發出居英權，今天又會是怎樣的光景；而今天倒要由學鄭經翰的話當年排除殖民餘孽來捍衛香港人雙重國藉的權利，真箇喪失現實感。
香港的現實，不就是從來華洋雜處水深港闊嗎？香港的現實，不就是六四一役後，幾十萬被認為是香港社會中流柢柱的中產階級一股腦兒往外國外國移民，管它是歐洲美加，管它是太平洋人口不過三幾萬的島國嗎？這批持外國護照的準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不是天生的外國人，也不是二十世紀初那批持英國護照但受傳統中國文化訓練的歐亞混血兒。這批人是一班曾經主動放棄原來國藉，有能力到別的國家購買政治保險的社會菁英。
但現在反對者的要求是甚麼？放棄護照，亦即是當日他她們以背叛了原來國籍為代價而取得的歐美加護照，現在被人要求再背叛一次。筆者沒有拿過外國護照，但據稱入籍要經過宣誓程序。如果剛被委任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兵團屬「八國聯軍」固然荒謬；但更荒謬的，會否是這幫八國聯軍，竟然真的一個個迎合社會意見，應聲願意放棄護照？說起也心寒，因為這恐怕開始成為事實了，其中一位已宣佈會放棄，他們當天為了取得護照而唸過的誓詞，是鬧著玩的碼？是被人用槍指著頭的嗎？ 這批政治明日星看數字都很年輕，短短的三四十年生命就轉兩次國藉，效忠愛國之說是否太形式化太廉宜了？國籍，真的就是示效忠的指標嗎？
要說真正將效忠問題嚴肅對待的，難道不是臥底嗎？臥底的特徵，不是就甘願放棄，以至拒絕其原來的身份作為其效忠的方式嗎？羅永生的《無間道》論如果都聽得太多太熟了，不如看看別的例子。八十年代開始，據稱香港中產階級政治抬頭，評論都說中產階級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但香港人擁有外國護照者，比例最高難度不正是這批人麼？今天幾乎就當拿外國護護照者是外人或信不過，是判斷錯了，還是突然對我們所判斷的社會的基本現實失明了？以至一直以來大家都不怕放棄以換其別的國籍身份的中國護照或特區護照，今天突然政治升值洛陽紙貴？
最後說一個人。他出生於香港成為殖民地後廿年左右。父親是一個來香港從事賣豬仔到歐美的荷蘭人，母親是有指是「蜑家人」，但礙當時的婚姻習慣與荷蘭父親也沒有甚麼名份。他父親後來生意失敗到英國養老去，母親則替若干亦是沒名份的男人再生了小孩，到最後獨力將小孩養大。
小時候在卜卜齋唸書，受傳統中國文化訓練，他慣穿唐裝，開口埋口心繫中國。在中央書院畢業後，他先後在海關及洋行任職（所謂「買辦」），建立了商業及人際網絡後，便自立寶號。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逝世時，據差响紀錄以他個人名義擁有的物業所繳納的差响，便佔了全香港總差响百份之三——還未計算以他公司名義擁有的物業、珠寶和股票等。
除富可敵國外，他還在二十世紀初風起雲湧的中國政治頗有位置。他招待過戊戌政變後逃難到日本而路經香港的康有為，在民初軍閥割據時奔走全國呼籲和平，在一九二一年海員罷工時亦主動承諾付出罷工期間海員一半薪水，以換海員復工，殖民地政府亦多番希望把他延攬為官。
人，當然不會又有錢又正義那麼簡單。在平息海員罷工時，亦有人稱因他從事貿易生意，慷慨捐出罷工工人的工資只是為了止蝕，兼且還有證據顯示他根本未有真正把那筆錢捐出來。到了二五二六年長達年多的省港大罷工，他還或明或暗協助港英政府以強硬手段瓦解罷工。民初期間他除了奔走中國呼籲和平，亦有證據顯示他疑似暗中多番捐出軍費作「反赤」之用。後來更支持兒子放棄英籍，加入國民黨張學良麾下。
這個他就是何東，即銅鑼灣何東中學、上水金錢村何東學校、九龍塘何東道、沙田何東樓、鑽石山何東安老院、港大何東夫人女子宿舍、澳門何東圖書館、何東中葡小學的那個何東。認為他有為偉大好，認為他金錢權力掛帥也好，他和他的家族就是如此的與香港盤根錯節。
香港不顧一切的自我再創造（self-reinvention），已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身份認同的問題，從副局長政治助理這事情上看，充其量只是揭發了其未解決的果。如果終始不認真對待這個結果的社會歷史基礎和根源，同類令人看得天旋地轉的錯覺還是不斷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