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政治是關於制度和統治，我說不是；政治是關於人和道德價值。
道德價值從來不容易理解，甚至不能理解：你有你的道德價值，我有我的道德價值。如非在道德的十字路口碰過正著，這種「價值相對論」的說服力令人震懾：價值是沒有客觀準則的相對平行線，自由社會就是植根於如斯差異上。
然而政治家或統治者想在「價值相對論」中自由踱步是幾乎不可能。背離價值取捨的政治是空洞且漫無目的，以人為中心的政治制度必需建基於道德價值土壤之上，否則難免淪為野蠻的統治工具。民主社會追尋價值多元，從一方面說就是尊重每一個人的自主，賦予人們背負道德責任的空間；另一方面，多元價值之間的論辯是完善政治秩序的過程，經過思索洗禮的價值觀將帶領人們到達更高的道德境地，改變我們的政治制度。
現代社會由政治體制到法制，其構成都應可從理性和道德價值說明出來。這並不代表道德價值有絕對的客觀準則，而是政治要有內涵就必須通過邏輯和道德考驗。統治絕非隨隨便便制定一個法律或拋一個「民意」出來就一蹴而成。空洞的理由只是一紙包裝，法律更不是予統治者玩弄政治的工具。在此語境下，我認為香港已經進入政治道德沒落的年代。
特首梁振英在3月26日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侃侃而談普選，聲言「任何地方只要根據當地法律和憲制進行的選舉，便是“真普選”。」姑勿論「真普選」的「真定義」，但統領政府的最高負責人竟以胡言碎語放棄道德思辯，「法云亦云」式的理解和說明影響香港深遠的政治制度，可見道德價值和理由在他眼中如非一物，831框架下的普選基礎缺乏正當性（legitimacy）。任何在政治上放棄道德價值的人如同放棄對社會的承擔，不是獨裁就是任人擺佈的棋子，地位越高禍害越深遠。「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在上者不以身作則，豈能指望在下者以道德，責任和理性為依歸，服務社會？政府不「是其是，非其非」，豈能使社會不令而行？無視道德價值，破壞制度漸次成為慣例，政府和政治人物劈頭充當「路西法」（註一），將此等唯物論式幅射傳布到社會，香港豈能不被毒害成怪胎？
香港的救藥在於長久以來的法治和道德價值。有此兩翼，香港絕對有條件飛往更高的層次。奈何不公平的制度始終令香港的政治生態毒瘤處處，一個特首更能在短短時間使香港政府駛向道德沒落的邊陲，助長社會產生一批批盲目護主的生化人。 「零價值主義」統治不但改善不了香港人的生活，更令小市民的生活百上加斤。向北學習的香港政府硬推銷馬斯洛需求層次（註二）最底部的生理和安全需要：什麼什麼「經濟發展」，「國家安全」，「繁榮穩定」頓時成為香港的新的「十大工程」。最後誰受益？真的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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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出自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一書 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本書圍繞1971年由作者進行的模擬監獄實驗，指出命令和制度可以嚴重影響行為模式，令人做出無視道德，違反自己本質的邪惡事情。
註二：出自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1943年的論文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當中說明人類動機的形成和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