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發表的文章系列,闡析政治如何影響我們生活各範疇,包括住屋、公用事業、教育等等,這些相信市民都能感到切膚之痛。但有一件同樣重要的事情,很多市民未必太在意,就是政府怎樣花納稅人的錢。說來有趣, 香港人錢銀方面素來甚為著緊,但對政府數以百億計的支出,只要不是直接從自己口袋淘出來,便好像事不關己。其實香港的財政儲備,是幾代人辛勤工作所換來的,也是香港賴以保持穩定的基石。當儲備枯竭時,政府一定會向納稅人開刀,最終受害者始終是香港市民。
香港人對公共財政的信任,源自港英時代量入為出的審慎理財哲學。香港經濟自六十年代中起飛,七十年代持續增長,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兩位財政司郭伯偉及夏鼎基功不可沒,例如改善香港稅制、及發展一套財政預算的管理方法,為日後香港公共理財打下一個結實的基礎。在基建方面,港英政府也恪守審慎投資原則, 當確定社會出現了某種需求,會透過諮詢向各持份者爭取支持,當社會有相當共識才拍板興建予以配合。九十年代的大型基建玫瑰園計劃 ,包括新機場、機鐵、青馬大橋等,當年除了中方基於政治理由反對外, 香港民間沒有太大質疑, 事後亦證明這些投資非常值得。
回歸以後,特區政府在推展基建的原則,與港英年代有明顯分別,並非以實際需要為考慮,而是出於政治或其他目的。在香港與內地已有方便頻密的水陸路交通的情況下, 政府仍堅持花六百多億興建廣深港高鐵、五百多億興建港珠澳大橋、二百多億興建蓮塘口岸;耗資1200億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美其名為解決香港住屋問題,實則住宅用地只佔15.6%,用於公屋或居屋土地少至6%;剛獲行政會議批准、造價高達1400億的第三條跑道,更加問題多多,政府完全無法解釋為何在空域問題尚未解決時,堅持用天價建築一條效益可能極低的跑道。
面對社會上極大爭議,特區政府不單沒有細心聆聽和諮詢,反而霸王硬上弓,不擇手段讓項目得以通過。2010年,高鐵在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和一眾商界功能組別議員等建制派的支持下,在社會眾多反對聲中於立法會獲通過;2014年,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引發民間強烈抗議,但建制派議員竟然趁泛民議員缺席下草草通過前期撥款;第三條跑道的爭議更大,就連建制派內也有質疑聲音,政府便索性繞過立法會,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通過,由機管局自行融資,視監察機構和市民如無物。
我們不禁要問,政府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強推一個又一個大型基建項目,所為何事﹖ 高鐵、港珠澳大橋、蓮塘口岸尚且可以用「中港融合」作藉口,但三跑呢﹖ 增加航班升降量根本就是為了和鄰近四個珠三角機場直接競爭,而空域問題更是香港和深圳之爭,搞不好有傷兄弟城市感情, 反而不利中港融合。如果不是出於政治考慮,那又是為了甚麼﹖ 參考國內情況,過去十多年,全國各地地方政府爭相大搞基建,既為催谷GDP作政績考核,更重要的是基建項目有大量油水,是貪腐的重災區, 很多官員被揭發藉批出工程合約收受利益,以權謀私。特區政府在沒有合理的經濟或政治原因下,堅持用兩個倫敦希斯路機場的價錢去起一條跑道,實在很難不惹人懷疑。
政府大手斥資基建的同時,卻不願在公共房屋、醫療、教育、退休保障等民生範疇上增加開支, 改善市民生活。回歸以來,政府為了降低經常性開支,不斷進行公共資產私有化和證券化, 例如將領匯上市和兩鐵合併,令市民捱貴租、搭貴車,並透過外判服務節省政府部門開支, 削減前線員工福利。面對鉅額財政盈餘,政府建議將每年盈餘的三分一至四分一撥入「未來基金」,用作長線高風險投資,卻沒有說明基金的具體用途, 基金日後的管理與運用完全繞過立法會,變相成為特區政府的私人金庫,可隨意調動,以達到政治及其他目的。
在殖民地時代,政務官出身的政府決策官員相對優秀和廉潔,管治能力高。香港雖然沒有民主, 但政府廣納社會精英,以求準確掌握民意,盡量平衡各階層利益。回歸之後, 特區政府用人唯親,只懂向大財團靠攏, 官商勾結事件接二連三發生。前任特首曾蔭權被揭發收受富豪利益,現任特首梁振英收取私人公司五千萬報酬沒申報,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因受賄而入獄,就連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也因貪腐問題被調查。事實上, 香港在國際上的廉潔指數自回歸後連年下跌,官商勾結指數高踞榜首,已經說明了一切。
有幸成長於香港政治清明時代的中年人,在殖民地管治下不會也不必關心政治,只須專心在事業上打拼, 累積財富,安居樂業。年青一代就沒那麼幸福了,社會越來越不公平, 機會越來越少,就連置業都成為奢望。一個寧可花數千億投入效用成疑、動機不明的基建,也不願改善民生的政府,還算是香港人的政府嗎﹖ 即使我們有多討厭政治,難道我們任由這班小圈子利益集團蠶食香港多年建立的基業﹖ 只有真普選,才可讓我們用手中一票, 選出一個真正為港人謀福祉、向港人問責的政府。
思言行 - 慎思敢言,以言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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