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蘋果日報

在夏日炎炎的8月，本應是立法會議員休假歇暑的時候。可是在今年的仲夏夜，各議員卻要留守立法會，為《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作馬拉松式的辯論。條例在泛民主派的修訂全軍盡墨後，最終在泛民主派離場抗議的情況下全體通過。縱然這場罕見的爭論已經曲終人散，我們卻能從中看到香港缺乏政治人才的原因。

圍堵泛民令泛民難走向理性
一直以來，泛民主派一直被譏為反對派，被指摘為只會批評而缺乏實質建議。這種批評的確反映了泛民主派的不足，可是在這次爭議中，我們卻看到一個相反的現象。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泛民主派很早便發現訂立《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需要，可是一直以來，不論殖民政府還是特區政府都置若罔聞。只是到了近期，終審法院裁定執行機關的監察行動不合法，政府才匆忙在法庭容許的寬限期內緊急立法。

泛民主派在這次爭論中，提出逾百條修訂，是近年罕見。這代表了泛民主派這次並非為反對而反對，然後把球踢回政府那邊。泛民主派能夠提出這麼多的修訂，代表他們其實是有具體的方案，具體得連細節亦曾考慮過。縱然泛民主派平日的表現頗為不濟，在這次爭論中，他們確是交足了功課。

可是泛民主派在這議案上的付出，卻與收穫不成正比。現有立法程序的種種關卡，令泛民主派的努力盡歸徒然。現時議員提出的修訂，未經特首同意，不能影響政府支出及現行政治架構，這大大減少了議員參與制訂法案的機會，功能組別議席的存在，以及分組表決的機制，均令親政府力量能左右修訂案的通過。而在這次的爭論中，政府與親政府議員寸步不讓，全面封殺泛民主派所有建議。在這情況下，泛民主派是否為反對而反對，結果也是一樣。

泛民主派缺乏提出具體建議的執政能力，是事實，而泛民主派被圍堵，令他們連學習執政的機會也沒有，則是可悲的事實。

不需政治才能而有權的親政府派

可是，這種以圍堵泛民主派為己任的「防民政治」所扼殺的，並不只是泛民主派的政治才能。

在這次討論中，親政府陣營的表現並不積極。他們並不熱中於議會內的辯論，有議員甚至到了表決的時間才走回議席上投票。他們反對泛民主派的修訂，卻沒有提出反對的原因，甚至對條例的細節亦未能了解。親政府的議員常指摘泛民主派為反對而反對，可是這些批評如今卻應驗在自己的身上﹔除了一些像「拖延時間」或「縱容大賊」的聲音外，再也沒有什麼有建設性的提議。

在「防民政治」的設計中，親政府的議員也沒有發展政治才能的空間。他們的主要任務，在於確保政府提出的法案可順利通過。雖然有時他們亦需順應選民的壓力，但由於他們不都由直選產生，其親建制的立場亦使他們缺乏提出修訂案的動機。

當然，親政府陣營的議員有機會在法案提出前與政府協商，這卻未必能夠提升他們的政治能力。縱然他們能令法案符合他們的利益，可是議題的設定、法例的草擬，都不是由這些議員所決定的。他們的權力，來自討價還價的交易，而非來自提出統治方案的政治能力。這種權力的運用，並不能令親政府陣營學懂如何執政。

簡而言之，親政府陣營不過是政府行政吸納的對象。他們與政府分享權力，可是卻沒有學習執政的機會與動機。他們是「執政聯盟」的一員，卻不會執政。

培養政治人才 莫捨本取末

在「防民政治」的陰影下，不論是泛民還是親政府派，亦難以發展其政治才能。在香港，能有機會成為政治人才的，大概只有公務員。一直以來，他們都是議題及法案的制訂者。高官問責制打破了公務員對司長局長職位的壟斷，可是當年董建華亦未能趁機建立自己的班底，令他撇不下他不信任的公務員高官。

可是，隨社會對政府認受性的要求愈來愈高，昔日那種由公務員擔當政治角色的制度亦不能長存。我們需要一群具政治能力的非公務員，來履行治港的重任。日前關於副局長的建議，亦衝著這點而來。可是，副局長適合由政治新丁擔任嗎﹖若答案是否定的，那社會又有沒有足夠的「半政治人才」支持副局長這「高級進修課程」？

放棄防民政治，讓立法會議員有「以修訂提出實際建議」的空間，也許才是一個低成本、高效益的政治人才培訓機制。

原刊於明報（2006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