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歲的朱婆婆被食環署檢控一事引起公眾對於政府執法的標準的關注。對於以一元販賣物件是否值得動用六名食環署職員作出檢控，本身就有其爭議性。可以想像，如果這次事件的主角並非一位婆婆而是一個超市職員，因將超市貨品上架後所丟棄的紙皮隨便賣給其他人而被檢控，事件同樣會引起社會迴響，但其所能帶來的輿論壓力卻遠不如朱婆婆的遭遇。
作為長者的身份被檢控，本身作為新聞已經有一定的談論價值。但有趣的是，AM730在6月20號以頭版報導食環最後撤銷檢控的決定與及對朱婆婆的訪問時，於同版配上的是有關梅媽媽慨嘆由梅艷芳遺產所拿到的每月二十萬生活費不敷應用之說(1)。這樣的編排正好指出了，同是長者卻可以有著截然不同的遭遇與及帶來的觀感，而如果年紀並非造成迴響的最大原因，那麼激起民憤的又是什麼樣的因素？
或者，朱婆婆自己的說話已經是對此的最好解答：「攞綜援好難聽，到我唔郁得先再講。」撿拾紙皮以協助生活，象徵的是一種自力更生的精神。一位依靠自己雙手過活的老人遇上不近人情的執法人員，被欺淩﹙受到六位食環署人員的包圍﹚，被侮辱﹙身上僅餘的三十四蚊也被要求用作擔保費用而只剩四蚊﹚，社會因此將整件事情理解為對自力更生的欺淩與侮辱。這種對主流所推崇的價值觀的攻擊，自然招致社會輿論的激烈反彈，難怪高永文也要急急出來為事件解畫。
只是，社會的這種反應，可能同時也代表著我們對自食其力有點過份推崇，甚至將其神化了。所謂的獅子山精神是一種七八十年代的產物，而其所出現的背景絕對和殖民地政府不願負擔起社會福利的財政責任有著莫大的關係。當我們歌頌著自力更生的拾荒老人時，我們其實也不自覺，且不能避免地正在醜化領取綜援的一群。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想法不啻是財政上支持綜援的納稅人的想法，而更已被潛移默化地植根於低下階層的思考模式裏。
朱婆婆不一定對人生意義或是價值觀有著深刻的看法，甚至對綜援背後的理念沒有任何理解，但是她對綜援這兩個字有著直觀的反應。每個月那3435元對於她來說並非保障或是福利，而是一種標簽，一種「難聽」的標簽。這種想法刻印在不少人的腦海裏而成為拒絕領取綜援的最大原因，等於被歧視的一群直接將這種歧視內化成自己思想的一部份。這正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全民退保的原因，因為只有不論貧富的退休福利才能有效扭轉對領取政府津貼的負面看法。
1. a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