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邪惡總是來自愚昧無知。缺乏見識的善良意願也許會與惡意造成同等損害……而最無可救藥的惡行乃是這樣一種愚昧無知：自以為甚麼都知道，於是乎宣稱擁有生殺之權。--卡繆，《鼠疫》，第二部份，1947年。
（為保護受訪者私隱，文中所用受訪者名字為化名，又筆者曾杜撰部份情節。）
今年情人節前夕，舒文相約友人共進晚餐，她卻無心品嚐桌上佳餚，一整副心思都放在幾天前農曆大年初一。當晚執法人員掃蕩旺角無牌小販，引發街頭騷亂，蒙臉黑衣人衝擊警方防線，手持街磚追打落單警員，電視台直播有警員驚惶失措，向天鳴槍示警，只差一步就會對人開槍自衛；火光熊熊的路障散落大街小巷，燃燒了整整一夜，直到大批警員趕赴增援，才逐漸於天亮前平息事態。
佳節在即，市面回復平靜，霓虹燈招牌五光十色，照常點綴繁華鬧市晚景，人群與車輛穿梭於擁擠都會，看上去還是那個香港，可是對舒文來說，熟悉景像居然泛起陌生感覺。暴力抗爭可取嗎？警員鳴槍示警是防衛過當嗎？是非黑白固然重要，但最令舒文焦慮不安的，是那赤裸裸的仇恨和惡意，敵對陣營互相撕殺，只換來毫無意義的報復，殘酷而虛無。
「我就是別人口中的『左膠』（註：香港政治術語，對左翼的貶稱），感情用事，又常常陷入道德矛盾。」舒文語帶自嘲，總結自己的政治立場。她自命為左翼份子，必要時會為社會公義挺身而出，但同時不斷自我質疑：我的判斷真的合乎理智嗎？嚴詞批判他人是否反映自己不夠包容？甚麼時候我們要採取非常手段呢？在火車站星巴克咖啡座，我和舒文聊了差不多三小時，聽得最多的答案是：「我沒有答案。」
無心插柳的公民抗命先鋒
兩年前晚夏，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發起罷課，呼籲民眾齊集金鐘政府總部，抗議當權者背棄普選承諾，政制改革不進反退。罷課來到最後一日，我還記得是9月26日晚上，數以百計示威者隨同學生領袖，衝進總部門前「公民廣場」，於旗杆下手拉手圍成一圈圈人鏈，至凌晨時份遭警員逐一拘捕，其中一位「強行闖入」嫌犯就是舒文，當時她忍不住痛哭失聲。
「我是給別人推進去的！」舒文十分強調這一點，但同時表明絕不後悔，「公民廣場」本來就屬於公眾用地，政府不過是強行建圍欄封鎖，所以不論主動闖入與否，她進了去就不會逃出來：「這樣做會好『『柒』！」（註：「柒」為髒話，原指男性性器官，此處解作丟臉）那一晚之前，她猜不到要以身試法，更從未想過自己會如此執拗，與一眾抗爭者共同進退，而出乎意料的事還陸續有來。
一名女警逮捕舒文，扣押她上警車，女警不久就發現嫌犯竟然是中學師妹。久別重逢，兩人初時有一句沒一句地寒喧，重溫校園往事，但很快就無話可說，車廂裡只剩下尷尬與沉默。由舒文踏入「公民廣場」那一刻開始，她已捲進社運鬥爭，與女警分屬不同陣營，昔日友誼此刻蒼白無力，執法者與嫌犯迷失於交錯時空，無奈又侷促不安，女警惟有默默押解舊友回警署錄口供。
舒文獲准保釋後，立刻重返金鐘現場，她這場無心插柳的公民抗命，也即將迎來高潮。「公民廣場」事件激發強烈迴響，市民攜同糧水物資，聲援被捕學生領袖，抗爭民眾聲勢浩大，結果於9月28日下午合力佔領金鐘幹道；黃昏時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並派出荷槍實彈的防暴警察，企圖驅散佔領者，直至深宵才悉數撤離。自這晚起，舒文在金鐘佔領現場度過許多個失眠夜。
夜晚留宿金鐘柏油路上，早晨就趕回大學上課，舒文不分晝夜跟進最新狀況，囫圇吞下每一篇局勢分析，為的是與身邊佔領者商量下一步該怎麼辦。光榮撤退是自欺欺人，沒一個佔領者會服氣，升級進攻亦不見得能抵禦武力鎮壓，苦思過後她沒得到任何答案；到了10月中，身心俱疲的舒文不堪露宿生活，感染肺炎重病，而她也不想漫無目的「尻坐」下去（註：「尻」為粵語髒話，原指男性性器官，此處作形容詞用，指「呆坐」），於是脫離佔領者行列。
佔領運動終告失敗，當權者寸步不讓，成功無血清場；如今事後回顧，不少佔領者認為學生領袖太過怯懦，浪費升級機會，導致曠日持久，群眾於絕望中黯然離開。舒文回看昨日，也覺得領袖進退失據，但她反問批評者，那麼有本事為何不自行組織衝擊行動，「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進也好，退也好，有哪個佔領者能夠斷言可得好結果呢？大家都沒有答案。
惹人討厭的是本土派，不是本土思潮
兩年過去，普選訴求仍是香港政壇主旋律，但本土思潮已勢不可擋，就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當局冒民意反彈風險，取消港獨人士參選資格，可是仍有候選人提倡公投自決，並成功奪得議席。只要能對抗赤色大陸蠶食公民社會，舒文樂見香港獨立，又認為毋須那麼害怕北京，否則我們根本甚麼都不用爭取；她也讀過不少本土派理論，雖覺內容大多天馬行空，但個別方案都有點可行之處。
對於本土思潮，舒文將「事」和「人」切割開來，她並不抗拒箇中思想，但討厭那一堆打著本土旗號的政客和網民，直言他們無知和反智；我笑說她近乎不切實際地分開批判，這一點正體現「左膠」理性吧。追本溯源，原來舒文一向對本土派沒多大意見，直到去年底加入一家香港媒體，因應記者工作所需，開始每天瀏覽網絡熱話，她才接觸到本土派支持者的「反智」言論。
香港傳媒金主或多或少都與中國有生意來往，舒文的老闆也不例外，網民卻不時拿來大做文章，當中本土派更是窮追猛打，呼籲封殺「維穩」媒體。雖說是新手，舒文很快洞察行內生態，記者和編輯自視為專業人士，對新聞選材、報導方向和呈現手法一概有所堅持，務求編採自主和客觀公正。可惜網上一句「維穩」就抹殺同事的優質報導，舒文經常為此憤憤不平。
自覺不公指控責罵的不只是公司，還有她這位小員工，內心氣結的舒文更察覺到，本土派網民大多是井底之蛙，受困於虛擬世界。此前她和許多本土派一樣，以為中國就是「地獄鬼國」，人權自由欠奉，黑心商品橫行，但自當上記者以來，舒文特意多讀兩岸新聞，看到中國另一面相，電子貨幣應用獨步全球，時評節目大膽揭露醜陋真相，「地獄鬼國」之說怎會是客觀公正的評價呢？
「妳可以忽視網民言論呀，根本不用如此上心。」舒文對我的建議不以為然，因為她身邊就有一位「反智」本土派。她曾與弟弟一起闖進「公民廣場」，又於金鐘海傍討論佔領者該怎樣走下去，如今兩姐弟卻「愈行愈遠」，姐姐不齒本土派「反智」言行，弟弟則奉為楷模。按舒文講法，儘管本土派政客議政表現不濟，弟弟都視若無睹：「就像邪教一樣，我現在都不願和他多講政治。」
「我不是針對特定主張和群體，而是反對『非理智』言行。」舒文數度澄清自己接納各種政見，但容不得愚蠢無知的胡言亂語，然而她不自覺地發揮「左膠」思維:「這樣批評別人『非理智』是不是太武斷？」提問人沒有自問自答，雙眼流露疑惑，我故意不置可否，轉而追問她為何會決志加入左翼運動，舒文聽罷神色苦惱，好像霎時間拿不出一套完整說法。
為了蔑視高高在上的諸神
「其實只需一句話，一個印象，人就會改變，很多東西早就植入腦袋。」她再三思索，或者與成長環境有關吧，小時候家庭財政不穩，爸爸自顧自在外投機賺錢，媽媽承受持家壓力，不時炮轟埋怨丈夫，多年來家無寧日。如果每個人都不懂體諒別人，只執著於一己立場，結果只會是互相折磨，雖然嘴裡這麼說，舒文眼神卻猶豫不定，懷疑塵封記憶是否真的那麼重要。
佔領運動爆發那年，是舒文政治覺醒之年。她首次參加年度七一大遊行，又因建制派於立法會強行通過新界東北開發撥款，第一次為「制度暴力」激動落淚，更不用說留守「公民廣場」那意想不到的一幕。短短一年間，舒文由旁觀者急劇轉變為佔領者，而一切身體力行似乎源於那年春季的哲學課，課程有一個沉重的名字：「人類存在與價值」；咖啡座裡她托著腮皺著眉，斷斷續續地追溯研習歷程，彷彿不太確定其中因果關係。
課堂上，舒文寫下個人特質和潛能清單，探索「我」最在乎甚麼，可以達成甚麼，又細讀《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痛斥資本家以奉行「自由市場」為名，行不公剝削之實。有一次上課，她跟隨老師和同學高歌〈海闊天空〉和〈自由花〉，追悼六四民運志士；正是這群師生鼓勵舒文加入七一遊行群眾，延續十一年傳統，與數以萬計市民在主權移交這一天，上街向當權者表達民主訴求。
若果時光倒流，兩年前沒給人家推進去，妳還會闖入「公民廣場」嗎？舒文認為前因後果已是既成事實，沒有假設餘地；那如果佔領運動重來，妳會挺身而出嗎？原本她說沒有答案，其後提及立法會選舉時，忽而心血來潮，半開玩笑地提出行動條件：假如是朱凱廸（註：香港左翼議員）帶領的非暴力抗爭，可以考慮再次走上街頭。
也許相比沉溺在模棱兩可的回顧與猜想，勉強尋求確鑿答案，舒文更忙碌於應付日常生活。
為趕及「死線」日夜顛倒，為求盡善盡美而廢寢忘餐，自從成為上班一族，舒文每星期重複採訪和撰稿的工作流程，她偶而也會氣餒疲倦，仿如受諸神懲罰的西西弗斯，不斷推巨石上山頂，巨石卻自行滾到山下，苦工永無盡頭。幸好記者舒文能夠從中履行左翼使命，報導環保組織收集食肆廚餘，再造轉化為有用資源，又記錄大學生開辦社區補習班，義教基層小童。
「我沒有答案。」說這句話的人失落迷惘，無力感籠罩她的城市，不過舒文至少仍能專心工作，可以的話就順道貫徹左翼信念，閒時一個人觀賞各地電影，品味小說故事。無奈網上「反智」言論依然會影響心情，當權者跋扈態度仍舊令人憤怒和絕望，於劇變重臨之前，沒有答案的她就只能借用卡繆的解答：即使徒勞無功，我們仍要努力推巨石上山，以不屈意志蔑視高高在上的諸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