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我收到城大校方一封主題為「校園不宜作為政治訴求的場地」的電郵，內容是甚麼，相信大家大概也能猜度得到，其中電郵末段強調「大學應該步上正軌，集中資源，為學生、科研、學術提供適切的支援」。然而，作為城大的哲學碩士畢業生和職員，我可以斬釘截鐵地告訴你，在研究院求學期間，我從來沒得到校方應有的支援。
話說當年我報讀城大 MPhil 的時候，校方曾口頭答應給予全數獎學金。由於我當時入世未深，沒有做好兩手準備，所以後來一位現已退休的時任 department acting head 推翻了相關決定後，本人便身陷艱難的處境。歸根究柢，這個問題是城大校長郭位追求學校高速排名增長，不斷削減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科財政支援所導致的。在這個過程中，我意外地能夠更深刻體會到抗爭者對中共承諾給予香港真普選問題上出爾反爾，以及在前線孤立無援的心情。
後來我是怎樣擺脫艱難的處境？其實是一些比較相熟的大學和中學老師掏腰包給予了一部分的財政支援，有兩位友人合共借出了數萬元不設還款限期和任何利息條件的貸款，加上後來有人介紹了一些工作，問題才慢慢得到解決。不過，由於要工作的關係，自然無法全神貫注撰寫研究論文，有時候工作忙碌的緣故，便會忘掉了閱讀過和思考過的觀點，變相是砍掉重練（而且，當時我從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要同時兼顧撰寫論文和外出工作）。
可以說，我遇上了很好的論文指導老師（否則由一開始便不會報讀），但與此同時遇上差劣無比的校政。我堅持完成論文畢業而沒有選擇退學，主要是不想恩師留下一個不良的官方紀錄，但如果可以再選擇一次的話，我想我是絕不會報讀城大的 MPhil 課程的，一來我不想勞煩那麼多人幫我，二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子確實苦不堪言。22 至 25 歲本是打好學術根基的關鍵時期，但我就好像一個身處發育期卻得不到足夠營養的人那樣，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對於曾給予我協助的老師，我心存感激，然而我斷不會對郭位治下的城大有半點感恩之情，這一輩子也絕不會有。
原本我不打算公開重提不快的往事，或最少聽從友人的意見，待日後事業上了軌道後才再決定是否舊事重提。從個人的角度而言，重提往事最多能得到一些人的同情，但別人的同情不會對我的處境有任何改善。然而，眼見郭位以「集中資源為學生、科研、學術提供適切的支援」的名義拒絕與學生展開真誠的對話，恰巧兜兜轉轉之下，我又成為了城大的職員，我決定以自己的前途作為賭注，控訴他滿口謊言。我不保證是次「攬炒」可換來任何抗爭成果，但我希望透過自揭瘡疤的方式，讓師弟妹在抗爭的路上不完全感到孤單。我亦懇請各位幫忙監察郭位日後會否以「校園不宜談論政治」作為日後打壓城大公共政策學系的藉口。
全文原載於《信仰百川》8 月 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