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對於突如其來的「故宮博物館」，主流意見在於沒有諮詢的「大禮」有違程序公義，以及香港不需要故宮的文化等，但鮮有討論博物館的意義，更不會討論香港需要什麼博物館。程序公義的問題當然不容退讓，但對於文化問題，我們除了知道自己不需要什麼「文化」，更要知道香港需要什麼「文化」。
香港漸漸跌入一個兵來將擋的險地，我們不斷反對、抗拒不同意的政策，卻沒有了解自己需要什麼。這次西九的「故宮博物館」理應帶來更多文化反思，而不應只談程序公義問題。
(2) 「博物館」作為治理手段
在談「故宮博物館」之先，我們必需要先了解「博物館」。「博物館」從來是政治的，例如Tony Bennett在”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裡研究博物館的歷史，他借用Foucault的治理體（Governmentality）理論，認為博物館是利用知識、意識形態及機構來建構權力的治理術之一。
在博物館裡，所有物件以特定的邏輯展示，而所有展品的意義亦以特定的方式詮釋。到訪博物館的人全完全跟隨博物館的指示來觀看展示，由路線到觀看方式，訪客其實沒有真正的自由，只是一塊吸收資訊的海綿。博物館的管理方式漸漸成為一種專業，看似客觀而科學，但其實並沒有走出權力的邏輯。
事實上，訪客並不容易突破這些操控。到大英博物館遊覽，我們會跟隨其邏輯去了解世界史，但其實大英博物館本身就是一部帝國的搶掠史。英國在一八九七年曾因貿易爭拗而入侵古貝寧帝國（Benin Empire），貝寧帝國在焚城後被吞併，三千多件銅器被搶奪，當中有不少收藏於大英博物館。貝寧帝國的位置於今日的尼日利亞南方，尼日利亞多次公開要求大英博物館交還文物，但館方置若罔聞。貝寧帝國不是單一例子，在大英博物館內的中國文物以萬計，當然不是中國送英國的外交禮物。當然，大英博物館不會告訴訪客這些事，卻依然用正義的身分來介紹人類歷史，但事實上博物館的存在本身就在寫歷史，而訪客不容易突破這種治理術。
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有常設展館說官方的香港歷史，重要的不單是它說了什麼，更要看它沒有說什麼；香港公園裡有於殖民時期的駐港英軍三軍總司令官邸，於一九八四年改為茶具博物館展覽中國茶具，我們為何又不會認為這配搭格格不入？在香港的博物館有不少值得思考的地方，但大部份香港人卻對它們的存在及呈現方式全盤接受。
在思考香港是否需要「故宮博物館」之先，我們需要思考「博物館」的本質。具體一點說，我們應該透過重新認識香港的博物館來反思文化的治理化（governmentalization of culture）。
(3) 生與死的「博物館」
博物館在全球皆被冠上光環，在香港也不例外—歷史博物館裡的歷史就是正史、文化博物館展覽的就是好文化。參觀博物館是學生的重要活動，踏入博物館就像走入知識的殿堂，因此當權者鮮有將博物館的運作參與權開放予公眾。
在香港也有這種抗爭，例如「六四紀念館」在香港要克服多重困難才能成事，但今年七月在業主立案法團的壓力下閉館，需要另覓地方。本土文化在回歸後被政府高舉的「經濟發展」逐步消滅，但這些文化沒有被好好保留，香港文化博物館也沒有負起這責任。
由成立博物館到現有博物館如何展覽，香港人話語權甚少。雖然在有限範疇有公眾諮詢，但對整體發展方向影響不大，看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歷史就能夠大致了解。在這大背景下，「故宮博物館」的「霸王硬上弓」不算意外。因此，退一步說，我們要爭取的不只是「故宮博物館」的諮詢，更是參與博物館運作的權利。本土文化可以在香港文化博物館獲得永久的展覽空間嗎？香港歷史博物館裡的香港故事可以由民間參與編寫嗎？與政治掛鉤的藝術品可以在香港藝術館展出嗎？這些展覽可以用民間的方法詮釋嗎？這些都是香港人需要的權利。
在爭取這個參與權之前，香港人需要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的文化與博物館。香港近年的抗爭漸漸傾向建立於「我們不要什麼」之上，但我們更需要將抗爭拉回「我們需要什麼」的基礎上。
當然政府不會輕易開放博物館的運作參與權，那麼我們可以做的就是以批判的態度觀看博物館呈現的知識，不要輕信。另一方面，我們不要讓香港珍貴的文化輕易死掉，然後為它們在博物館找靈位。現在深水埗欽洲街的布藝市場「棚仔」面臨關閉，我們可以在它還活生生時拯救它嗎？守得住有香港特色的文化，就等如興建「活」的博物館。當香港人得不到博物館的運作參與權，就更要集中力量守護活着的歷史。
抗爭從來不易，但最根本的是將注意力放到最需要的地方上。近月全港瘋狂追蹤特首「選舉」的發展，新聞與分析鋪天蓋地，但需要社會關注的地方卻冷冷清清，香港又如何集中力量走出困境？
(4)
程序公義固然重要，一個沒有諮詢的「故宮博物館」就不可能「禮」。然而，有諮詢也不代表符合公義，因為最可怖的不是「霸王硬上弓」，而是無色無味的毒藥。權力早已滲透於知識當中，這才是我們最需要解的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