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筆者問本文標題的這問題，是因為自從10月21日政府與學聯對話後，社會上開始有聲音，提議用改變提委會結構或委員產生辦法的方式，令政改方案可以在立法會通過，（例如政府方面曾傳出可考慮將公司票改個人票、新民黨曾提議把部分漁農界席位撥往新設立的青年與婦女界別等）；就此，中文大學辦的民調增加了題目，而泛民則普遍認為「小修小補」無濟於事云云。
提委會組成已被限死
耐人尋味地，大家竟不約而同地對一項重要的事實避而不談，就是有關建議根本違反8.31人大常委會決定，即「落三閘」中的第一重閘（強調這不代表對有關決定的內容認同）。其實在這方面，8.31決定已完全寫死，因所用字眼是：「提民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
簡單地說，任何新增界別與席位的增減涉及到「構成」、而公司票轉個人票等則涉及「委員產生辦法」，一切可能性已被封殺。再回看，其實這些都是舊建議，曾在政改第一輪諮詢中被提出過、亦包括在政改諮詢報告之內，但在8.31人大常委會決定中，偏選擇把2007年決定中原來「可參照」的字眼改為一切「按照」現有選舉委員會不變，一錘定音。既然如此，怎可能再舊事重提呢？
再談基本問題，有關8.31決定的法律地位，根據在與學聯對話中袁國強司長的說法，在「政改第一部曲」裡人大常委會有權對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予以確定，而根據普通法案例，這「確定」包括為香港推行政改定下「方向性指引」與「條件」，而雖然這些「指引」或「條件」不是法律，但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政改方案必須依從之。
為何視若無睹
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很多人卻選擇對問題視若無睹呢？筆者相信這並非出於無知或善忘，而是各有盤算。在泛民方面，由於立場是反對8.31決定的，因此不願指出有關建議違反人大常委會決定，以免造成「支持8.31決定」的錯覺。而在另一方面，提出建議者未必真有誠意，其目的可能僅在於做出一個讓步的姿態、或製造一種「凡事有商有量」的氣氛，轉換公眾視線，最後不了了之；然而，亦不排除可能有某種醞釀中的默契，部分建議縱然嚴格地違反8.31決定，但如果能令政改方案通過的話，中央也願意視而不見。
倘若是前者，提出建議者根本是蓄意愚弄市民；若是後者的話，雖然用意可以理解，然而這種「為了效果不理手段」的做法也是不能縱容的，因為這是在憲法的層面破壞香港的法治。無論是否贊同8.31決定的內容，根據袁司長的公開解釋，它好歹已成為香港憲制的一部分，要嗎就堂堂正正地把它改動或撤回（這樣做筆者絕對贊成），不然的話政改方案就必須依從所定下的「方向性指引」與「條件」，在極度狹窄的空間內盡量想辦法。
無疑，面對棘手問題時，恪守嚴謹的法治思維方式永遠是困難的、改用權宜的政治處理手法是相對吸引的，但這正正考驗我們對法治有多堅持。筆者認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嘗試採用違憲的方法解決問題都是短視的。萬一在政改方案中採用了「側側膊」的做法，無疑順應了「憲法說一套、做是另一套」的獨特國情，最後卻令香港得不償失。
改動8.31決定的可能
從好方面猜度，不排除或另一種想法，就是先以假設性問題盡量取得市民的共識（或起碼令部分泛民議員願意改投贊成票），能做到這樣，然後人大常委會才按照這共識宣布修改8.31決定。
筆者認為這想法（如有的話）立意是好，卻對其成效絕不樂觀，因為除非8.31決定「不可撼動」的前設已被移除、社會在開誠佈公的情況下有機會認真地繼續討論政改問題、真正地集思廣益，不然的話，欠缺堅實的民意背書（一些假設性問題的民調結果其現實可靠性值得商榷），泛民要價必然是寧高莫低，否則無異政治自殺；而另一方面，改動提委會組成的建議一般涉及複雜的技術性考慮，純粹就假設性問題，難以在受影響的界別內推動認真而全面的可行性探討與諮詢，相反地，這只會淪為不同派別之間互相推卸責任的無聊政治遊戲（為文之際，有跡象這情況已在發生中）。
因此，若8.31決定真的有改動可能的話，倒不如先把這可能性、及改動的限度（比如把「按照」改回「可參照」，其餘「兩重閘」依舊）用適當的方式讓社會知道，才尋求共識。當然，這樣做的話，有關討論將會是多角度而非單角度的，較不易受控，但範圍亦已較第一輪政改諮詢大大收窄；而唯獨是這樣盡量保留討論的開放性，所達致的共識才會有公信力。
不改動8.31決定下的選擇
當然，到目前為止，有關改動8.31決定的可能僅屬主觀願望。倘若這可能性根本不存在，既要符合憲制框架又望通過立法會，筆者認為唯有採用一個「提委會加議員」政改方案的辦法。篇幅所限，有關方案的詳細解釋，讀者可參閱早前網上的文章，本文只略述方案重點、並解釋它為什麼是合憲的。簡單地說，方案可歸納為以下兩點：
1.提交立法會的政改方案完全重複人大常委會「落三重閘」的條件，即提名委員會完全按照現有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組成，行政長官候選人須取得提名委員會一半以上委員提名，及候選人數目必須為兩至三人；
2.方案兼且規定，立法會議員按政治理念相近的原則分成人數相同的兩組，每組以全票制選出3名準特首候選人，3人中取其票數較高並成功地爭取到提委會過半數委員提名者，成為該組的特首候選人，而必須據此產生兩組各自的候選人之後，才能產生第三名候選人（條件僅是獲得提委會過半數提名）。
說得明白一點，方案積極利用8.31決定下候選人數目必須為「兩至三人」（即不能僅得一人）的硬性要求，間接地確保立法會兩大政治板塊各自選出的3名準候選人中，起碼1人必定獲得提委會過半數提名，更直接地說，即確保建制派和泛民屬意的候選人同樣可以出線。說到這裡，有人或會問：這不就是違反8.31人大常委會決定嗎？
這點絕對不是的，因為不同於上文所述的其它建議，「提委會加議員」政改方案無須改動8.31決定內的任何條件（包括有關提委會的構成和委員產生方法等方面），只不過是另外增添一些民主化的元素，而後者都是在「政改第二部曲」內特區的權責範圍之內的。或問：那麼8.31決定的精神呢？
但這問題其實是基於一個誤解：簡單地說，因為8.31決定並非法律，根本不存在所謂「立法精神」的概念。事實上，根據上述袁司長對「政改第一部曲」內「確定」一詞的解釋，特區政府在遵守「確定」所包含的「方向性指引」與「條件」之餘，沒有其它法律上的責任去猜度它背後的深層用意並迎合之。甚至退一萬步來說，即使縱觀8.31決定全文、以至李飛先生所作的說明全文（儘管 後者並沒有法律效力），也找不出集言片語顯示決定旨在針對任何人。因此，「因8.31決定旨在限制泛民參選所以政改方案不能違背這宗旨」這說法，在憲制和法律上是不成立的。（當然，在政治上這顧慮或有其意義，但這不入本文討論範圍）。
莫令民主與法治兼失
總括來說，8.31決定既下，香港正面對一個「路路不通」的艱難情況。正本清源的做法當然是把有關決定公開撤回或修改；不然的話，提交立法會的政改方案就須符合其要求，而以筆者目前所見，「提委會加議員」政改方案便是唯一符合這條件而有可能令泛民改投支持票的選擇（當然歡迎有更佳提議）；再不然的話，政改方案大概難逃在立法會被否決的命運，只能寄望未來有機會重新啟動政改。
在法治的大原則下，以上便已是筆者目前能見到的所有選項。至於漠視8.31決定的限制、但求在政改方案內實行小修小補的做法，不管出於有意或無意都等於是違憲，長遠地令香港民主與法治兼失；無論處境多麼艱難，我們務須警惕於「走捷徑」背後高昂的隱藏代價。
作者為執業律師，本文不代表所屬律師行立場，原載於11月22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