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編輯所加
喜見「香港馬克思節」即將舉行，在香港這個超級功利主義的社會，還有一班朋友在研習，在推廣馬克思主義，熱忱少一點也不行吧。單憑這一點，我便立刻放開手上的工作，寫就本文，打氣也好，表達尊敬也好，也順道檢閱一下自己的經歷。
追求學問，甚或成為人生價值所繫，的確難得，時下所見，語無倫次、肆意論斷進而指罵、說一套做一套、不學無術的，在所多有，但像這一班朋友，還在鑽研細讀、譯介推廣、應用分析的，可謂鳳毛麟角。
況且，無論老馬新馬，現在連共產黨也早已陽奉陰違，甚至有時連「陽奉」也可免則免，而在港辦一個香港馬克思節，可謂徒得謗名，毫無利益，而仍然有人戮力經營，令人肅然起敬。
接觸西方馬克思主義，始於高中時在二樓書店偶然翻開的《文化新潮》，此前在中國大陸的新聞中屢有聽聞馬恩列斯毛，印象裡都是邪惡的東西。那時適值文革，那是父母寄舊衣物藥油甚麼的回鄉，而我也幫忙包裹投寄的年代。可是，及後開始回望香港，驚覺同樣是人，怎麼生活水平可以差距這樣大？國內均貧固然要不得，但貧富懸殊難道又值得慶賀？
上大學後主修文學，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茅盾、郭沫若、何其芳、蕭紅，甚至瞿秋白甚至夏衍等的作品，都幾成指定讀物；研讀文藝思潮則形同追踪政治論述，不同論爭與傾軋也讀得不少，如此但覺今天政壇所見的種種鬥爭，可謂八十年如一日。
大一時選修當代中國史，其實也不大了了，不過多讀外國學者的論述，似乎因某種距離感而可讓人較為冷靜，不過最深刻的教訓來自陳明銶教授的一課導修。課上可能因為英語的阻隔，更可能因為我們的慵懶，結果本可議論橫飛的課卻靜如深海，教授於此大動肝火，轉用廣州話大罵我們不讀書不看報怎配上大學之類，其中不知怎的提到了《大公報》，或者是要把握史料甚麼的。從那時開始該報便和《信報》並列，成為我天天閱讀、剪存的對象，直到八九那年。
可能也在大一那年吧，讀到了陳冠中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但如今只記得當中介紹索緒爾(Saussure)的部份。更重要的是馬國明的一些翻譯，當然還有他辦的書展和書店。不知怎的那時半懂不懂的追看著，覺得頗能解釋一些耳聞目睹的現象。吾生略晚，沒有遇上「認社關中」的風潮，或者有，都不過是尾聲。那時讀得更多反而是李怡《七十年代》獨立後的反思，自己畢業前則寫了一篇較長的關於魏巍的習作，領教那種泛濫的感情之餘，經常想著的是：難道這就是馬克思文藝的全部？
其時又剛好發生「清除精神污染事件」，老師囑我整理一下資料，於是又順道多讀了王若水、周揚等的論著。其實那時已一讀再讀朱光潛的美學，而透過他知道《1844手稿》，回鄉探親時還買下不同版本的翻譯，只是基礎不穩、知識不夠，又讀又停的沒好好下工夫，不過已足可讓我回想大學時師兄提及過的，老馬之外還有新馬，左之外還有新左，真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整理異化論傳入中國的資料時，也頗有一兩點史料性的發現，除引起追讀的興緻外，在自己的論文中，也生硬地楔進了一些馬爾庫塞(H. Marcuse)，於今看來實在臉紅不已。其後適逢台灣遠流等有系統地譯出不少新馬的著作，便曾大膽的向老師提議以新馬文藝理論作為再進修的課題。老師是專研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可是他不同意我的建議，理由倒很簡單：都沒人讀這些的了，以此為論文是找不到教職的。
我那時還天真得很，以為研究都為興趣，沒想過可以聯繫事業，甚至一直以為做學問重質不重速，從不把提交限期記在心裡之類，更不知道原來遲交或退修會影響師傅的考績。老師的話如當頭棒喝，而我又慢慢的轉向教育社會學，最後比較認真讀過的，大抵是Pierre Macherey和Jeremy Tambling了，而那已經是廿年前的事。至於齊澤克(Slavoj Žižek)，得承認當年全看不明白，近年知道香港有齊澤克學會時，內心是極為佩服的。
當然，在教育社會學中也是不可能不接觸到新馬的。我心裡有一個要不得的偏見，以為沒讀過Michael Apple的算不上讀過教育社會學，當然，這是偏見，狹隘得很，界定的範圍，應該遍及其在Wisconsin at Madison的一眾弟子的。例如Wayne Au 之於課程，例如黃庭康之於國家與教育，研讀教育或課程學的學生若沒看過他們的研究就去請教教授，是會被攆出門外的。
因著香港馬克思節而竟引起這許多回憶，可謂始料不及。多年來漂漂浮浮卻學無所成，雖覺慚愧但不會後悔，起碼，多次送書也沒送出新馬的，心想希望留待退休後細讀，年前知道Terry Eagleton出版了Why Marx Was Right，便立即訂購細讀，像他鄉遇故知，像舊雨重逢。無論如何我決不是一個「新馬仔」，但跟「新馬」，畢竟相識一場。(2013.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