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張秀賢先生提出回歸政策討論的建議，我翻閱過往有關自由行相關的資料並作出分析，期望能令當下討論，提供更廣闊視野，理解所謂中港矛盾的起源。
中港矛盾的起源普遍認為源於中港融合、香港政府管治失當或政黨主動出賣香港利益，筆者認為單從以上的思路仍未足夠(甚至過於倉促)去了解中港矛盾的複雜性及有關香港的因素。
特區政府施政方針轉變，政治體制、管治制度、經濟政策以至土地政策，另一邊廂施政方針轉變，所引入的國家意識形態與香港人的互動，造成身份失落與對其的"回答"香港意識的興起亦是對了解中港矛盾不可忽視的進路。
引用思匯政策研究所對董建華執政時期的分析，董作為領導者，基於其認為香港與中國利益完全一致的立場。當自己政策無法推行就依賴北京打救，此一作風對香港人做成信心上的削弱，亦是其施政對香港最大的傷害。與普遍香港人民情脫節，董將施政方針政治化並把注意力集中內地，形成依賴及要過後要感謝北京的情況。其對香港身份的輕視，並在香港因領導失當而成為依賴者角色，言辭上不斷重覆最美好日子已經過去，香港未來必須依賴內地，催生港人羞愧心理，事實上亦帶有政治洗腦工程的意味。(註一)
對比於曾朝時期，其在07年施政報告的新香港人論述，其進步發展觀則仍然停留於沿襲殖民時代的制度，並沒有回應當時保育運動的批判(本土意識)。(註二)
一方面承自董朝時間的依賴內地經濟政策方針同時嘗試沿襲殖民時代的制度，未能回應香港意識的出現，同時意味在管治與論述上皆不可能回應以香港本位的批評。
我嘗試提出雙非孕婦及自由行問題做例子。
事情要從董朝時期2001年中共向香港提供振興經濟的協助開始(註三)，當時標誌性轉變在2003年施政報告當時提出＂善用香港優勢 共同振興經濟＂為施政重點，落實CEPA及自由行等措施。目標是在亞洲金融風暴及沙士瘟疫後，尋求振興經濟與將城市定位轉型。 (註四)
內文第十三段：
我們的方向和定位十分明確，就是要背靠內地，面向世界，建立香港為亞洲的國際都會，鞏固和發展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工商業支援服務、信息、物流和旅遊中心的地位，運用新知識、新技術，提供高增值服務，推動新的增長。更明確地講，強化與內地的經濟關係，注重人才投資，加快服務業的提升，是振興香港經濟的主要內容。
其中力主「加強與內地經濟合作」
「對香港來說，必須把握這段時間，把傳統的中介角色，盡快提升為連接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的主要樞紐，服務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戰略，同時強化香港作為中國金融和商貿中心的地位。」
回看立法會討論紀錄，當年商界及建制派一面倒更同意以珠三角融合為振興經濟手段，
李鳳英與李柱銘的發言則具體形容此施政綱領。(註五)
李鳳英：
［整份施政報告概括起來 有兩點，一是香港與內地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二是把解決財赤與振興經濟掛鉤 ，財赤問題嚴重，必須開源節流解決。這兩點都不是新鮮事物。就 更緊密經貿關係而言，實際上，香港與珠三角的融合，在中央把改革開放定為國策便開始了，這融合 已發展了二十多年。在過往二十多年中，珠三角的融合，是把香港的製造業帶 去內地。現時按施政報告建議的藍 圖，今後的融合是把內地和海外的廠家帶來香港。這方向無疑有助香港的金 融服務業，但同時亦為香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 ）引來大量的競爭對手。我不知道當特區政府成功把美國中小型廠商吸引來港，穿針引線協助他們 在珠三角投資生產後，美國市場是否還會向香港的中小型廠商落單訂貨？若香港的中小企步上製造業 的後塵，對香港的經濟和 民生將會造成巨大沖擊。］
李柱銘：
［上周三，董先生信心十足地向本會宣布一項好消息，稱終於為香港尋得出路。他說，“我們的方向和定位十分明確，就是要背靠內地，面向世界，建立香港為亞洲的國際都會，鞏固和發展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工商業支援服務、信息、物流和旅遊中心的地位。
可圈可點的 是一句「背靠內地」。換言之，香港的未來全賴內地。
這種做法肯定背離了董先 生出任行政長官初期所說的名句，“ 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更好＂。
五年前，香港和內地應該是互相依靠的，今天，香港卻要依靠內地。］
［在董先生執政短短5年間，香港人失去了信心，看不見本身或香港有甚麼光明的前途。他們逐漸得依賴內地，開始要求中央政府讓國內更多人來港旅遊消費，並以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為理由，要求得到更佳的待遇。］
正如李鳳英所言，本地勞工及中小企完全被排拒，而李柱銘當年對香港一方因削足適履而放棄城市定位的擔心，到今日事實已證明情況遠比想像中更壞。土共、商界與功能界別利用在政治上的特權從經濟融合與自由行引導香港經濟轉型的過程，形成服務內地為主的金融、旅游、零售、貿易物流中心的城市定位，以政治吸納經濟。
從管治角度，推行問責制，將制訂政策的主導權從政務官手上奪走，原因在於董與商界認為公務員行政程序僵化問，問責制則更有效率。問題是，問責官員直接聽命於特首，政務司無法擔任政策制訂後的協調角色，政策運作各自為政。(註六)
及後曾朝時期雖有修正，但其政治背景與立法會關係則成為另一個施政失當的起因，明顯例子是其任期最後半年，在處理雙非孕婦的事件上，在龐大民意壓力下，一直予上軟弱印象的曾特首在私院醫生明確反對下及本地措施無大成效下，三番四次與中央交涉，仍然徒勞無功，而2012年4月梁振英甫上場即停止雙非，中方協助可謂相當明顯。
梁振英推行零雙非措施，揭露一個事實，自由行可以透過行政措施作出調整。關鍵只在於社會共識能否壓倒中央或產生社會不穩定因素。
再以自由行引致的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為例，波及公立醫院的成因，除了可以讓出生子女從人大釋法這一爛攤子可以得為居港權，事實上亦為經濟政策下產物，在03年的施政報告辯論，時任醫學界勞永樂的發言足以證明，事情早已埋下伏線。(註五)
篇幅所限只能節錄：
［能夠獲得中央支持和無微不至照顧，香港人當然十分感謝，但我認為本港與珠三角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地區上的融合，是由下而 上的過程。］
［現在我談回醫療方面。我仔細閱讀了施政報告，發覺在醫療政策方面墨極少，但從字裏行間，我瞭解到珠三角的經濟發展，可為香港的醫療事業帶來無數機遇，而政府的人口政策，亦會為香港的醫療事業帶來新的客源。］
［施政報告中又提及“鼓勵更多有資金的海外人士以投資移民身份來港＂，投資移民當然亦需要醫療服務。］
［醫療服務是高增值項目，病人選擇醫療服務最注重服務質素，以及服務提供者的信譽。所以，要吸引境外病人來 港，無須單靠便宜的收費。可是，我們亦有一大缺點，那便是我們的私營醫療市場並不強大。過去，在財政充裕的情況下，香港的公共醫療服務不斷膨脹，但我們只是將醫療服務當作一種公共服務，鮮會將之視作推動經濟發展的優勢。香港如果要發展為地區醫療中心，最重要的一 環是發展一個蓬勃的私營醫療市場，一改醫療服務只是一種供市民低價享用的社會服務的這種思維。因此，在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三番四次強調振興經濟的 “大市場，小政府 ＂ 原則，我認為走這條路是正確的。］
今日我們當然知道全港私家醫院只有一家不是以非牟利機構名義成立，從公共利益角度，非牟利機構發展醫療產業亦不合理，07年中大新聞傳理學院一篇有關醫療旅遊的報導，私家醫院聯會副會長劉國霖指，因自由行當時香港私家醫院的床位已接近飽和，明言簽證阻礙發展：現時簽證只容許旅客逗留七天，時間太短，令病人無法接受大型手術。更明言，若政府可彈性處理旅遊簽證，醫院可提供的服務便可更多元化。 (註七)
大家或許會認為政府長遠應該推動經濟轉型，但問題核心正是土共與財閥利益不可觸犯，小圈子選舉下行政機關弱勢故在立法會需要商界及土共作盟友，完全不可能主動修正經濟政策。這亦充分解釋其09年施政報告為何硬要將近乎爆煲的醫療產業當為優勢產業主力發展。(註八)
根據旅發局的數字，2012年1月至11月期間，非過夜內地旅客總數達1777萬人次，比去年全年高兩成，相比前年全年更激增六成。而非過夜內地旅客數字佔內地總旅行人次的比率，也由前年約49%，穩步上漲至今年首11個月約57%。(註九)
再者，假設09年曾蔭權政府主張預留四幅土地興建私家醫院的計劃如期完工，將內地孕婦與自由行轉移到新私家醫院。的確提供就業機會，但依賴自由行這方針還是沒有改變過。
要求減少自由行，對零售與服務業造成各種影響，目前仍然未有分析，我個人認為減少自由行值得嘗試，重點在於如何確保基層與中小企能夠適應，更重要這意味要使用公共資源(如土地及教育資源推動香港經濟轉型，以長遠解決過度依賴的問題，而不是重覆梁振英制訂自由行政策時自大短視又莫視民主過程的錯誤。
筆者同時希望讀者不要滿足於香港如何可以管治得更好，政策如何可以調整，或是因為有黨官商勾結，所以要普選的老劇本，相反地是站於一個無論普選達成與否，既有問題都還是要確實回答的立場。
REF：
註一思匯 : 解構董建華與曾蔭權領導2007第六章及劉細良自毀程序公義一文
註二新香港人，從哪裡談起？葉蔭聰
(註三地下陣線P.242)
(註四) 2003年施政報告
( 註五)2003年施政報告立法會討論紀錄
(註六思匯 : 解構董建華與曾蔭權領導2007第五章P.77)
(註七)07年中大新聞傳理學院一篇有關醫療旅遊的報導
(註八)2009年施政報告
(註九)水貨客猖獗 即日來回內地旅客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