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十，對於現在的香港人來說，也許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詞語。但對上年紀的港人來說，卻是一個滿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特殊回憶。
很多五六十代出生的港人，父母大多是由中國大陸逃難，或是偷渡到港的朋友。經歷過戰亂動盪，他們不多不少或會從心理上，對新的共產政權產生恐懼。同樣在大陸，亦有為數不少的一群「進步青年」，可能是單純為了改善家人生活，而隻身來港糊口。這兩股力量，逐漸在香港形成了各個意識形態分明的社會階層，亦確立了往後數十年到97前，國共對壘，政治立場鮮明的社會局面。
重覆這些歷史背景，目的不是說明以前的香港到底有多好，多自由。而是用以證明，即使在一個落後的社會，在以往的香港，至少存在多於一種的聲音。就以掛旗為例，97後的右派，基本上不能在公開地方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當然，你可以說成王敗寇，既然中共得天下，大家便自然必須要接受鳥籠式的框架自由。但事實上香港人甘心於此嗎？香港畢竟經過多年發展，已逐漸成為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尤其是近年社交媒體活躍，促成了更多市民和年青人，更多的中學生大學生來參與民主。一個社會的富裕程度不是單單用經濟水平或科技發展來量度，更重要的是人的質素。若人人都祗不斷沉醉在紙醉金迷的社會，埋首在追求舒適的生活，相信在這一個窮得祗有錢，而且禮崩樂壞的體制中，人的生活水準亦不會長久維持，陳腐的和平亦終將有逝去的一天。
以前的香港人，無論左派右派，均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把香港視作一個暫時滯留的殖民地，一個「搵快錢」的據點。沒有人會對這個殖民地產生歸屬感。故此，大家都很自然把心理投射在各自認同的政權中。反共、反右，大家都一樣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代表，不需要依靠教育署推行國民教育，也有強烈的家國意識。我媽媽中學時就讀右派學校，這些學校除灌輸支持台灣的意識外，也有雙十酒會，節日升旗等政治活動。雖然我媽媽不喜歡共產黨，但至少當時的政治環境的感覺，就是不會有一種強迫接受的風氣，也不會要求特定的群體信奉某種主義。共產黨強調階級鬥爭，敵視富有的資產階級，動輒清算批鬥。但偏偏在當年的香港，最多公屋，最多窮人的地方，雙十前後卻掛著愈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彷彿在扮演著一個政治避難所的角色。老一輩的人，被共產黨的進步青年批評是反動份子。昔日的國粹派學生，現在的社會上層，卻批評時下的年青人激進、暴力。年青人的想法往往就是要拋棄上一代的觀念，歷史卻是這樣的一個大循環，也是時代轉變所開的玩笑。
每種的生活模式政治理念，總有它的弊處，關鍵是我們的社會有沒有一群人能先洞悉它的弊端，然後提出問題加以修正。也許我們的智慧未必能讓我們解決當前所遇到的種種問題，但若能通過了解，參與討論，未嘗不能走出困局。一百零三年前的孫中山也肯定沒有想過能在短時間內推翻滿清政府。記得黃毓民常提及，孫中山在興中會的創會宣言中，曾這樣解釋中國社會的狀況，他說：「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茍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如果我們連審時度勢的勇氣和智慧都缺乏，或者以後香港出來的政治人才，也與現在北京和特區政府的高官一樣，不會有能力改善香港的狀況。普選這一役，是改變香港的契機，但若人才凋零，即使將來香港可達致真普選，大家對周遭的社會問題依舊不聞不問，相信再和一百年前中國的情況比較，其實也祗會是不惶多讓。
不同於上一代，八九十後中，至少大部份人是真真正正視香港為家的本土公民，而我也許僅僅是其中一顆關心家國觀念的大中華膠而已。不過我覺得，除非港人要部署移民，否則在香港生活，便必須接受關心社會的義務。比起其他地方，香港爭取民主不需流血，不需武裝革命，已算是很幸運。來到眼前的這場學運，成功與否已經不再重要，重點是整個過程中已向世界示範了香港人需要民主成為其中一種生活方式，打破了以往局限於個別壓力團體和政黨發聲的慣例。政治其實跟看新聞一樣，所謂自覺覺他，其實自己若然能有所醒覺的話，再鼓勵身邊的人也醒覺，便已經很足夠了。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