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高鐵，由香港主體的冒起，至事件的形成，都叫運動的搞手和觀察者靜默沉思。這並不表示我們聽不到周遭從主流或非主流媒體的評論，反而，這些評論有如原子彈爆發一樣，從八十後一直數到衝擊激進等論述多不勝數。但我感到這只不過是眾聲喧嘩，卻說不中或沒有說出甚麼來。原因是，作為一次事件，它沒有按過去的章法發生，換言之，一切舊論述的框架瞬即宣告無效。勉強說點話，目的只不過是要填補啞口無言的寂靜。
面對著高鐵的快，不論快在撥款的決定或是快在要求花數十億來換取兩分鐘的便捷，反高鐵行動中提出的慢哲學，其實在作為相對物之外，也是高鐵要快的根本基礎。故此，只說我們要一種慢慢的發展，本身還要有說得再清楚的必要，至少在論述層面，我們要重新一次將慢與不變之扣連進行再論述，甚至倒過來想才可。
政府一直搬出兩地融合，香港被進一步邊緣化等說法，其實對於大眾市民而言絕不是甚麼新事。每當政府說「刻不容緩」四字，你總會似曾相識，因為在過去幾年的政策上，政府都會以這四字真言來嚇人。所以大家是否真的會認為不起高鐵或延遲起高鐵會死人，我倒是很懷疑的。然而，狼來了的故事說到第三次，人家就會不信。但目下的意識形態卻是跟小朋友玩數一二三一樣，由二到三，我們會加上二個半，二個半個半......。我們彷彿在拖延著甚麼似的，不願那次終結來臨。是我們為人「慈悲」？還是我們不敢面對「三」之來臨？因為「三」象徵著遊戲的結束。或至少是告一個段落。那麼，我們的「三」究竟是甚麼？「三」之後又是甚麼？
我們都在保守著一個昭彰明甚的結局，不希望它會發生：那就是一直只求經濟發展必然死路一條。其實建高鐵、拆天星、皇后、利東街，然後由市建局、港鐵等轉手地產商，這些東西都不是求變，對整體香港社會而言，它只不過是強化那活動著的輪子。它的動作快些慢些，其實都不是重點。如此動作做在香港身上，為的是五十年不變，甚至更久遠。我想，在中央和特區政府（後者沒甚麼主體性）的管治邏輯下，最好就是永遠不變。
變是跟事件共生的，是一次的發生（happen）。事件之發生，會為人帶來不安。這種不安不止是對於建制或擁護建制的人而言，我想，對反建制的陣營（左派？）可能是更可怕的東西。因為對變可能引發出的種種，反建制的人也未必可以提供實在的意見和出路。1218及0108，兩次在議會內成功拉布，場外群眾的心情其實很矛盾，特別去到0108休會時，一方面我們都假設了會通過撥款議案，另方面我們又會為突如其來的拖延成功而感到興奮。每一次我們都往最壞那邊想（或在一種給定了的所謂「政治現實」的框架內想），這不純粹是為失敗做好準備那麼簡單。它所透露的，可能是更深刻的處境，是對真正改變將會來臨的莫名陌生感。然而，我看反高鐵事件之所以是重要的，正因為它讓抗爭者能與改變接觸，從而打開仔細思考改變的可能性。再者，在苦行和斷食的意義中，我們看到那種可以去思考未來長久轉變的創意素材。
我認為反高鐵事件後各種來自主流媒體和官方的評論其實可以一笑置之，原因是她在作出垂死的掙扎，拿來強力的膠水把破壞的煲子作修補，圖將易碎的全權統一勉強地聚合在一起。但對那種修補式的反應不理之時，為反高鐵事件所打開的改變可能作長遠策略性思考才是重要。這樣不單可以從各種令人心情起伏的嘈音下變得沉實，還能頭腦清晰地為事件梳理脈絡和制定行動方向及目標。
我想，由誤被冠以一種「保育」的天星、皇后、利東（後被政府作出自我轉化後再生產並複製地產項目）走到今天（除說出「溝通不足」或「改善諮詢」外，還未看到政府給反高鐵事件作出性質上的命名），我們所走所思考的其實都是香港主體的發現／再發現。由「本土」、公共空間的民主化參與，到是次還未總結出經驗來的反高鐵事件，慢慢教導我們去思考香港，並從群眾運動，制度層面甚至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模式等方方面面，一步步試行出一種永續的生活有機共同體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