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編輯七月廿九日編按：此文作者在皇后碼頭進行無限期絕食，已經到了第三天。有人說，區區一個其貌不揚的碼頭為何要抗爭半年多至今，現在還要押上生命？這篇文章或提供了其中一個答案：這場抗爭，說人民規劃、解殖、保育即發展，更根本的，或還關乎製造一個具主體醒覺意識的「香港人身分」。
文﹕陳景輝
「故事可能是資產，也可能是負債。」引自《故事、知識、權力》
跟十年前有別，香港在文化、環境、發展、廣播和政治等社會領域內，官民之間出現了很大的爭辯。特別是，在○三七一大遊行至○六年天星事件這段期間，市民開始嘗試奪回介入城市的主動權，於是形形色色自發的「民間反對運動」如雨後春筍。這是讓香港「不再一樣的十年」，她的現狀和未來因而將會改寫。
我納悶的是，既然今天香港的定位不同了，為什麼重新檢視香港的過去——各種版本的香港故事——的人是那麼少？畢竟，香港故事就如香港人的自傳，要是主人公的價值觀和自我形象起了變化，她要選擇記錄和希望告訴別人的「過去」和「事迹」應該也會不一樣的吧！
在陳冠中著《我這一代香港人》裏〈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功與失誤〉一文中，這位戰後嬰兒建議： 「不要以我這代的主流為榜樣」，而我則進一步提出，是時候應該放棄戰後嬰兒因應九七前途問題而提出的主流香港故事。那個故事有何問題？為什麼需要放棄？
本文會以呂大樂十年前出版、今年再版的《唔該，埋單》為藍本，批評戰後嬰兒的主流香港故事，然後參考另一位戰後嬰兒剛剛出爐的新著《我的七十年代》，來探討「香港故事的書寫」該往何處走！
機會主義經濟動物版本
九七大限之前，可以說是炮製香港故事的嘉年華，不只民間大量生產，就連中英兩個陣營也各有各自上而下的版本，前者將港人喻作回歸母體的孩子，後者則讚歎自己作為現代政府的管治能力。
當時的社會學者呂大樂，決意尋求一種既非中方也非港英版本的第三個香港故事，它植根於香港人普遍經驗，於是出版了《唔該，埋單》一書。究竟哪一種香港經驗應被寫入，又何種香港人值得記錄？他選擇了隨着七十年代經歷了上向社會流動的戰後嬰兒潮經驗。用作者的話來說，那是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和「殖民政府自我改革」的社會時間，連上了剛剛踏入社會的戰後嬰兒的生命時間，可說生得逢時，培育了一份本土意識。
我要補上一句，在九七前，香港人都忙於尋找一個有別於中國那一制的定位，說明香港這一制的特殊性，而在這裏，就連七十年代後的殖民管治經驗也竟然成為了要「擁抱」的正面東西，態度是小駡大幫忙。
另一方面，戰後嬰兒也談到香港的教育系統，說它有兩種功能：第一，通過在教育系統內的競爭，一些人獲得了上向流動的機會，於是讓人覺得她是個「人人有機會」的開放城市。然而，在那時候，香港的九年免費教育仍未實施，高等教育更是嚴重不足，所謂人人都有的那些「機會」是很不一樣的。
其次，就是他們描述自己怎樣「適應」荒謬的教育制度，從而造成香港人今天的個性。在教育的濡染下，陳冠中說他一代人都變成「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的人，忙着「搞經濟」，而呂大樂則稱學校為訓練人們學會「一種犬儒的、只求達到目的、不作其他考慮的、工具主義的生存策略」的場地，他這代人也學乖了而不會問「為什麼」。
這故事被一種濃厚的經濟意識、機會開放和犬儒人格的神話穿透，在《唔該，埋單》一書，其他與其敘事相衝突的歷史片段（例如，作者六七十年代做義工時目睹的貧富懸殊、七十年代湧現的民間運動和具批判性的民間紀錄片等）都不曾干擾它的一致和穩定，而經濟發展之外、隱含其他社會價值的歷史事件都只能是靠邊站當配角。（註一）
選擇的結果
誰都知道，沒有一種香港故事可以窮盡七十年代的所有事情，人們在試圖記憶之際，就同時陷於遺忘，書寫因而往往充滿選擇性，剩下的似乎是該如何做「選擇」了。
戰後嬰兒「選擇」了一種被動非常的港人形象，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是：在「由外而內」的經濟榮景護蔭下長大、殖民政府「自上而下」自我改革的受惠者，以及某種犬儒認命的工具主義者。可是這樣一來，香港人的位置就給說「死」了，在香港故事裏，她被描述成缺乏創造力、正義感和挑戰性等元素。她的角色就像一部電影的替身：被分派到一個不能被辨認出來的位置上完成故事，他無法策動故事的推進，只能被動地接受各項指示，補充台前主角的不足。
然而，香港人真的對「追求當主角」感覺漠然，沒有嘗試創造和介入自己城市的權力秩序嗎？當然不是，但這部分集體經驗卻無法納入其敘事當中。我們找不到「香港人當主角」的香港故事，並非因為「什麼都沒有發生」，而是源於人們無法對「這些經驗」賦予重要的意義，最終無法形成故事。這就引發嚴重的後果，「無法賦予意義」最終會化為現實，導致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也提不起「介入自己城市的權力秩序」的意志。為什麼？
因為香港故事塑造了我們的認同及社會生活：我們的認同感取決於「我們對自己的了解」，以及用來描述我們自己的那組獨特的語彙，而一個人的政治生活是主動抑或犬儒建基的往往就是這份認同。因此，香港故事的作家們所從事的活動，遠遠超越「有沒有準確反映香港的過去和現在」此一舉動；準確一點來是，不管是有心抑或無意，他們其實是通過香港故事選擇性地描述香港、賦予港人一種特殊的自我形象，來建構人們的主體性。
沒錯，我是從香港故事如何在敘事上「構成」和「限制」了港人的身分內容和行動方向，來評價它的價值！如果我們希望香港人變得更具「創造力、正義感和挑戰性」，那我們就需要一種重視這些元素的敘事框架，來重新組織香港人的經驗和過去。另一位戰後嬰兒陳順馨的新著《我的七十年代》，似乎就示範了這種可能。這是一本和我們時代息息相關的著作，它透視出：香港人不是替身不是配角，她擁有自己的一╱多條民主、反對之路，而大部分累積的實踐經驗及思考資源不假外求，它們潛伏在殖民地的時空。
殖民地上普遍的不公和抵抗
雖然談論的都是七十年代，但架構起這個時代的人物、氣味、場景和事情都與主流香港故事截然不同，其中一點很重要，它是刻劃港人的自主故事之際，猶如硬幣兩面的必要情節：作者筆尖瞄準了使香港人淪為配角的殖民體制，以及伴隨而來的三個「反抗故事」。正如作者想我們看見的：「故事」都發生在那個時代裏、相當普遍的三塊草根空間——木屋區、避風塘和徙置大廈，而七十年代的重大社會矛盾就是：「大量暴力清拆」、「公共房屋的供應、分配和不合理」，以及「草根市民的堅韌鬥爭」。
有趣的是，這表面上看來互不相關的幾件事（清拆木屋、艇户爭取上岸及頂樓熱問題）放在一起之後，你會發視當中一致的權力邏輯：首先，發展商居於顯要的位置，殖民政府則從旁協助運用警力強行清場；其次，居民原來社區被毁之後，只會被遷往基本住屋標準低於英國、「生活空間狹小」、設備不足及粗劣（頂樓熱）的徙置區；最後，就算你居住的地方危機四伏（艇户上的小孩溺斃），但若那片棲身的土地沒有經濟發展潛力（後來九龍西部納入發展地產和公共項目，艇戶才能上岸），殖民政府絕對闊佬懶理。在這裏，我們不難嗅出散發自殖民地、延續至今的同一股惡臭：在土地分配的過程中，草根社群總是處於權力金字塔的底部，他們沒有受到重視，而重要的土地都分給發展商了。這就進一步戳破了那個有關土地發展的神話：與其說發展帶來的不公和破壞（包括環境破壞、社區瓦解和不當的安置賠償等）是源於「土地資源緊絀」此一貌似先天的因素，倒不如說這是一項有關政治經濟的「分配」問題，它是人為地構成的。這種土地分配不公延續至今，遂演變成今日利東街、天星及皇后的社會衝突，可見殖民的陰影並未遠香港而去。
和戰後嬰兒所呈現的港人形象有別，在這本小書中我們清楚看見，草根市民絕不犬儒，她們有所追求、挑戰殖民政府，並「熱心地為自己和社區做點事」。以作者為例，她自小住木屋區，求學時期有過做義工的經驗，後來就走到大窩口做「無牌社工」，帶着大聲公踏破鐵鞋，挨家挨戶主動接觸、探訪和連結居民；又例如葵盛邨的林太，她主動肩負起用電話催迫官僚的工作，從最初「開口說話時心撲撲跳」，到學會跟態度惡劣的官員交手博弈，到最後說「我已經不怕官了」。
七十年代是「社區抗爭的十年」，它由無數草根平民構成，是香港人在政治上創造自己生活的紀錄，這些大小運動，充實了一代人的權利、平等意識，使這個城市不至於太過遠離人性和公義。
結論： 「反對」及其故事的重要性
在《青春歌聲裏的低調》一文裏頭，台灣學者錢永徉賦予台灣反對運動中「反對」一詞重要的意義：「『反對』這個概念的庸俗化，比其他事物的庸俗化都更殘忍，因為這代表對抗庸俗化的最後防線也告失守」。
同樣道理，香港人的反對運動其實是對抗庸俗化（包括各種剝奪人性尊嚴的社會制度和安排）的一個故事。戰後嬰兒的香港故事忽略了這部分，未免是過度安於自己的現狀，未想過「庸俗」真的會迎頭降臨；反過來，「反對」的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夠塑造出「對抗庸俗化」的主體及其認同，滋養那條屬於人文社會的最後防線。
因此，○三年七一後的今日，擺在香港故事作者群面前的書寫任務，就是將焦點移回自殖民管治開始以來的反對運動之上，向人們講述更多「對抗庸俗化」的啟迪故事和動人事迹，召喚更多港人成為我城的衛士。
（註1）事實上，《唔該，埋單》一書是有零零碎碎地旁及草根市民的艱澀生活的，不過這些「不平等狀况」並非他的香港故事的主題，反而只是這個故事的一項提醒或補充。
明報 2007-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