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最新修訂建議，本人有三項意見：
1. 把罪行定於可判處最高刑期由三年或以上提高為七年或以上：
對於一些檢控及司法制度和實施在公平、公開、公正、公義欠妥善，被告人刑事權利未能充分受保障的司法地區，現在的修訂，令人憂慮有可能被羅織可移交罪名，因為只要對方提出文件是符合條例規定的表面證據，就有被移交的風險。
現時修訂為七年，並無改變這種憂慮的可能性（主要的改變，就是對方需要羅織更嚴重的罪名，以符合了此條例的要求），因此對於可移交的司法區，必須排除檢控及司法制度和實施在公平、公開、公正、公義欠妥善，被告人刑事權利未能充分受保障的司法地區，包括現有條例所列：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他地方除外的規定。
眾所周知，如果條例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方來處理涉及台灣的移交事宜，台方是不會接受的，這是台方一貫的立場，也不是特別針對此項修訂而提出的新政策；相反，以台灣為其他地區，以一些現有港台雙方接受的兩地協作渠道，反而技術上較為可行。故此，若要處理台灣案件的港人疑犯，實不需要啟動是項修訂。
2. 在移交協定中加入人權保障條款：
香港居民刑事權利，受基本法第三章保護（特別是基本法三十九條），而被移交的香港居民，是基於香港有關當局的決定而被移交，因此被移交的條件，需要符合基本法第三章保護刑事權利的憲制要求，基於這個原則，有關刑事權利的保障，需要以法例形式，列明為任何移交協定的必要條款，而不是由行政長官酌情加入移交協定之中。
3. 修訂未有提及原有法例設有立法會審議這個程序：
移交逃犯涉及三個層面的問題：a. 外交關係(如包括內地，就涉及與中央關係)，b. 司法，c. 和政治（例如對移交地區的檢控、司法、人權等狀況，當事人是否涉及宗教政治種族國籍等「罪行」，都屬政治爭議）
a. 行政長官：在外交上及與中央關係上，是需要跟從中央的決定
b. 法庭司法程序，就只能按法例執行，而法庭亦並非處理政治爭議的場所
c. 對移交地區的司法、人權等狀況，當事人是否涉及宗教政治種族國籍等「罪行」，就是涉及政治的爭議，原本條例定明要經立法會，就可以審議。
另一方面，雖然條例定明涉及宗教、政治、種族和國籍的罪行不得移交，但實質上，條例附表所列罪行，並無涉及宗教、政治、種族和國籍的罪行，因此不會想像有司法區以這些罪名要求引渡，可見條例本身，相信不會為法庭提供處這些爭議的空間。
但即使有人聲稱有一萬個可能涉及宗教、政治、種族和國籍原因而被引渡，但只要沒有真憑實據，例如在當地沒有提出相關檢控的證據，或曾經在當地被不良司法程序對待的證據（如果有，其實可能已經作為某些申請政治庇護的理由，根本不會受到引渡聆訊的困擾），法庭亦只能按條例所定明的程序：採納對方交過來的表面證據 -- 作出裁定，況且法庭本來就不應該是處理涉及宗教、政治、種族和國籍等爭議的場所。
換轉另一角度，社會亦不會希望看見：只要有人去做一些看來可能在被移交的司法區的涉及宗教、政治、種族和國籍等「違法行為」，就反而成為不被刑事移交的擋箭牌。
立法會是唯一能讓這類爭議作出審議的憲制機構。但現在移除立法會這關，實質效果，是令個案所可能涉及的宗教、政治、種族和國籍等爭議，未能獲得妥善考慮，因此不應刪除這個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