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的副校長任命風波愈演愈烈，大學自主是否受到衝擊，社會有不同的解讀。有人對學生周二晚（7月28日）的行動嗤之以鼻，港大十院長和部分校友分別聯署反對部分學生及校友干預港大校政。校委之一李國章指學生彷如紅衛兵，中大前校長劉遵義更明言如此「寵懷的小混蛋」應受懲罰。另一邊廂，有人認為校委會黑箱作業，真正衝擊大學自主實為校委會和其幕後黑手，所以當晚的行動只是對暴政的一種反撲。不同角度的解讀，結論截然不同。
《香港大學校委會守則》（Guide and Code of Practice for Members of the Council）開宗明義地說明，「大學必須恪守學術自由原則，意即質疑既有知識和提出創新甚至有爭議可能的構想。與此密切相關的是機構自主的概念。大學要負上管理自己和發展戰略方向的責任。校委會委員必須認清和恪守高等教育的特殊原則和道德理念，進而對大學的職能作出有效貢獻。」短短幾句話，清楚說明了大學自主的兩個特點：一，以教育和大學職能為本；二，維護學術自由。
傳統上，校委會在收到遴選委員會的文件後，會討論文件並決定任命。校委會有權按候任人的資格提出疑問，支持或反對任命。然而，按照李國章在明珠台時事清談節目《清心直說》（Straight Talk）的解釋，因為「副校長是首席副校的副手」，所以「等埋首席副校」只是出於禮貌的考慮。為了所謂的「禮貌考慮」而破壞大學一直以來的傳統和間接架空大學規定，不但沒有必要性，更是漠視了應有的程序公義。
李國章指出既然副校位置懸空了五年有多，多等幾個月，留待諮詢新首席副校意見後決定沒有什麼問題。但事實上，本來校委會可以按規定討論遴選委員會的建議，現在就因為要「等一個人意見」而把任命政治化。無論首席副校意見如何，校委會在任命一事再難公平公正地以教育原則和大學利益為首要考慮。校委的考慮焦點必然變成「是否應該任命陳文敏這個人」，而非「陳文敏是否適合副校長一職」。事件成為政治爭議一切源於「禮貌」，實在荒唐。
在現代社會，大學除了是一個追尋和發掘知識的平台，更是培養社會理性之地。美國哲學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曾經有過一句話：「在理性年代，大學的最重要的功能是捍衛理性。」無論從哲學或歷史角度出發，一個行為是否理性，從來不囿於其本身的表象。理性為之理性，重點在於其內在邏輯。安份守己，盲目聽命於權力，未必是理性。這是不証自明的道理。
社會關心副校任命一事，重點不在陳文敏教授這一角色之上，而是大學最高權力機關在任命上是否遵循應有的程序，理性務實地處理當中的爭議。一所不能恪守自主原則的大學，其維護學術自由的決心必成疑問。教育是社會再生的原動力，只有透過大學理性自主方能培養知識和意識形態的自由發展，幫助社會邁向健康多元和理性文明。由此可見，大學自主從來不是大學的自身事，而是關乎整個社會。學生和社會為「非其非」而挺身而出，是無可厚非的。
作為一個理性公民，我們可以質疑同學們行動的必要性；但更值得我們質疑的是，校委會是否有決心維護香港大學的百年傳統，為崇高的教育理念鞠躬盡瘁。與其花費精神炮轟學生，不如反思大學是否面臨制度暴徒的威脅。周二晚學生的行為絕不是所有人樂見的，但最起碼我們知道香港學生不是知識的機器，而是能夠理性批判的血肉。相比起在制度高處「笑騎騎」的冷漠，學生那種所謂「暴徒式」的激情更能經得起理性的挑戰。不是很諷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