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這個議題，隨著歐洲地區近年出現二戰後最龐大的難民潮而漸受關注；不過，在香港，難民仍然是香港以至世界上一個極隱形的群體 – 即使近期有政客提出一些有關難民的討論，但討論中卻鮮有視其為人，只把他們當成入境機關文件中的一些數字，而且相當負面：他們往往被指為社會秩序的破壞者，或是掠奪資源的寄生蟲。他們更被指責為拖延難民審核程序，令超過10,000個個案積壓至今。
需要來港尋求庇護者，往往有各種原因而逃離家鄉；他們因懼怕身份曝光後有機會遭本國政府或其壓迫者報復而鮮有站出來，但，他們事實上均是有血有肉的人。為了揭示尋求庇護者在香港的遭遇，嶺南大學一位本地學生及一位交流生進行了一個十分特別的計劃：嘗試以外國人的身份在香港找尋有關尋求庇護的資訊，以了解香港對難民的政策。
首先她們讓交流生扮演一位從土耳其到香港參加運動比賽的庫爾德族人Sevin，並嘗試在港尋求庇護 – Sevin在港參與比賽途中，忽聞惡耗，得知父母因捍衛庫爾德文化而被政府監禁，更可能遭受虐待；Sevin若回國，極可能面臨同一遭遇。
Sevin顯然不能回國，但不回國，就要面對大量難題：在簽證到期後，如何不會被驅逐出境和遣返？她可以在哪裡居住？她如何以即將用盡的金錢度日？她要如何證明她回到土耳其就會受到不人道對待？她需要準備什麼證明文件？
萬無頭緒中，她決定向入境處求助。但單單瀏覽入境處的網站卻無法令她找到任何有用的資料。因此，她決定致電入境處。
Sevin不懂廣東話，英語也不是特別流利。她也沒有香港的電話卡或是手提電話。更糟的是，電話亭在香港幾乎已全面絕跡。她千辛萬苦找到電話亭後，卻發現挑戰才剛剛開始。
由於語言不通，她幾次致電入境處都被電話錄音弄得不知所措，也無法成功與職員直接通話。在幾次嘗試後，她已經幾乎用完打電話用的硬幣。她唯有轉而向其他部門和團體求助，但均遭受冷待，只著她致電入境處。最後，她只餘下極少金錢，幾乎無法照顧起居飲食。
當飾演Sevin 的交流生回憶整個體驗時，就慨嘆難民的生活比想像中難過：「如果我真的是一個尋求庇護者，我肯定會更迷失。Sevin在香港只能短暫居留，也沒有任何親友能幫助她，前路茫茫，若被遣返又要面對受到虐待的威脅，在港又找不到支援，一定充滿恐懼。她真的需要一個能有效提供清晰資料的系統，讓她可以明白申請免遣返聲請的程序和找到一個適當的居住環境，以確保她的基本生存權，並免遭遣返回國受到不人道的對待。」
她的體驗揭示在香港尋求庇護，其實並不如想像中容易；一個人生路不熟的人，光是要尋找到有關申請庇護的資訊，已要耗費一段相當的時間；嶺南大學的兩位同學希望藉此計劃推廣難民的人權，並希望香港政府能夠以人權為基礎處理難民問題，確保他們的安全及尊嚴。她們說：「難民失去了他們本來國家對他們的保護，但作為人，他們仍有安全及有尊嚴地生活的權利。所謂人權，就是生而有之的權利，而非個別政府可以決定是否保障。」
今天(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1951年的今天，《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在聯合國通過，確立了尋求庇護的基本權利以及國際社會的合作與責任。她們希望社會能藉這一天多關注、多了解難民這個社會群體所面對的困境，並明辨問題的徵結所在 – 責任不在這些需要支援的人，而是在行動緩慢而效率不彰的入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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