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平照片
「咄咄逼人」的官方、親中商賈財團、大小新舊親權力組織的「反佔中」操作，「聲勢浩大」，大有「奪取」政改話語權的「氣勢」。「守法」、「愛國愛港」不但是特首名位追逐者的緊箍咒，亦儼然成了當今香港人要受審核的「良民標準 」，公民抗命者隨時被抹黑為「暴徒」。「守法和犯法之間無中間地帶。」這是梁振英又一「得意口舌之作」 。
然而，「守法」、「愛國愛港」很多時有矛盾，也必註定是民主改革，社會進步的絆腳石。不談很多爭取民主港人心目中可達至真正自治的「真普選」，在中共眼中是「港獨」，即使傳統左派／愛國陣營1967年「愛國愛港」的「反英抗暴」鬥爭，他們也形容為促成港英政府放棄高壓統治，進行社會改良的運動，都是衝著殖民政府的公安惡法而行（97前民主派佔多數的立法會大幅度取消公安惡法，但另起爐灶，親北京親建制人士佔絕大多數的臨立會，隨即大幅度恢復公安惡法），是百分百違法／抗命行動。
先撇開當年中英雙方的角力，以及港英軍警血腥鎮壓、左派禍及無辜的城市游擊土製炸彈，以至來自羅湖華界的冷槍暴力，造成雙方的巨大傷亡。那些當年參與「反英抗暴」鬥爭的人，也認為自己是抗爭者，也知道抗爭要付出犯法的代價？甚至有法官不忍一些名校學生從此前途盡毀，勸他們認罪悔改，換取守行為不留案底，那些理直氣壯的名校左派學生一樣嚴詞拒絕，高呼反殖無罪，為「愛國」而無悔坐牢。
當然，對很多「愛國」者而言，香港「回歸祖國」，就要換個腦袋，要多多「體諒」中央和特區政府，國際形勢「複雜」，香港不能亂云云。至於當年曾經反對過的資本家剝削制度，即使今天已演變成資本財團的壟斷霸權，對庶民生活空間的擠壓遠甚當年，而「社會主義」中國亦演變成官商權貴壟斷政治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但依然要多多體諒。因為中國現在的形勢得來不易云云。
而殖民地時代，以至九七後的特區年代，多少要求社會改革活動的發起和參與人士都有違法被捕判刑的紀錄(當然比起1967年「反英抗暴」動輒判刑兩三年，在殖民政府放棄高壓統治，人權意識於香港逐步抬頭後， 這些守行為或判監數星期的刑罰輕鬆許多。近年最重是古心堯燒國旗，判監九個月) ，他們絕對是熱愛香港，甚至中國的人，但這些人因為不盲目去愛一個國家，一個政權，於是乎很多時就只能成為傳統「愛國」 人士心中的「反中亂港」份子。
也許在傳統「愛國」人士心中，這些參與社會改革而以身試法的人，很多都是受「殖民奴化教育」、受西方思想影響「香港仔女」，不是「根正苗紅」的「愛國」人士，不夠了解國情，容易被「外國勢力」利用。那麼，那些在毛澤東個人崇拜如日方中時，於中國大陸想著為民請命，作出反抗的人，又是否「愛國」者？這些當年大陸殘暴統治的異議者，遠在1967年香港「愛國」 人士仍盲目迷信毛澤東，盲目迷信「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官方煽動的盲動之前，已勇敢的指出中共早已蛻變成反人民的法西斯獨裁政權。
早前香港獨立電影節的「叛逆中國」系列，放映了一部由大陸電影作者胡傑拍攝的紀錄片《星火》。《星火》講的就是一九六零年代初曇花一現的「反黨反革命」油印刊物《星火》，以及參與和牽連其中的蘭州大學右派師生、幹部，以及農民的慘痛經歷。影片由08年開始拍攝，13年完成。
其中一位影片受訪者及歷史資料整理人譚蟬雪，成功來到香港出席放映會。她在映後坐談，依然不忘再三強調他們當年單純為祖國為人民，融入農民群眾當中，成為他們的一員。而他們為民請命的下場是有人被處決，有人被判重刑，有人刑期較輕。換言之，「愛國」與「守法」不能並存。
影片除了訪問譚女士，也訪問了《星火》的撰稿人向承鑒、顧雁、苗慶久及一些成員。而後來被處決的撰稿人張春元(當時譚蟬雪的戀人)及林昭，亦有頗多著墨（特別前者。而後者的經歷則有胡傑專為她而拍攝的另一部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詳盡介紹）。影片還訪問當時認同他們所作所為的甘肅武山縣委常委杜映華的兒子（杜映華被牽涉案中，於一九七零年因被「揭發」與張春元在獄中互通消息，兩人因而一起被槍決）。
杜映華未被捕前竭盡所能，不謊報「大豐收」，不強徵糧食，不打人，偷偷留口給糧給百姓，是很多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因此，他被捕後，在政治瘋狂年代，他的家人，包括兩個兒子被感恩的農民保護，沒有受太大的苦難。他二兒子憶述這段歷史時，亦忍不住眼淚。
看著現在七老八十的當事人在鏡頭面前講述當年的所見所思所想，真有人間何世的感觸。兩位受訪者向承鑒和譚蟬雪最令人印象深刻。服刑最久(18年)的向承鑒慷慨的說，當時寫文章揭露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禍國殃民政策，才是餓死大量中國人的罪魁禍首，已經有充足心理準備，完全豁出去。
他提到一次機會可到一些省份了解當地農村情況，通處都是餓死人，雖然事隔半世紀，講時依然眼泛淚光。他說只有四川情況不了解。後來訪問中他又提到四川，說有一個從四川來的朋友告訴他當地情況，比他看到的其他地方還要嚴重。
胡傑問他被捕後怎樣。他說被捕後每次被審問都很激動，大罵提問的人是畜牲，難道他們不知道很多人被人為餓死的事嗎？罵得那些人都沒說話。他說並非人人都沒良心，他的說話有人聽得進去。
在影片某一個場合，向與當年一個「戰友」（苗慶久？）一起接受採訪，那「戰友」說，如果向不是貧農出身，肯定一早處決掉。向也笑著附和。
譚蟬雪在影片講了很多後來被處決的張春元和林昭的事。張春元除了寫稿，也負責到上海與林昭見面詳談理念，林昭起初不贊成傳播文章，說會令寫的、印的及看的冒上風險。後來被說服同意把自己寫的《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刊於《星火》第一期（《星火》只印了兩期，便被中共「搗破」）。
影片節錄了一些文章的內容。而譚女士把多年千辛萬苦追尋回來的歷史材料，包括《星火》的第一、二期文章，編寫成《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不要以為這本書用簡體字便認為是在大陸出版，此書要借助香港天馬出版社出版(10年出版)，在大陸絕對是禁書。現在大陸官方依然將當年餓死幾千萬人的人為饑荒說成「三年災害」，揭露當年饑荒真相依然是禁忌。
譚女士在《求索》的封底這樣寫道︰
「在為爭取民主、自由的征途上艱難跋涉，在為探求真理的道路上血淚斑斑。那段歷史知道的人越來越少，劫後餘生的我已屆耄耋之年，如果眼睛一閉，這桩寃案將永埋黃土之下。歷史賦予的社會責任，促使我必須拿起筆來還歷史之真實，但願『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灰記在影片已感受到當年這些「右派」份子思想的大膽前衛，而今天講述當年情況依然有壓力︰在影片的某一場合，當某受訪者打算說話時，突然接到電話，講完後對攝制隊說對不起不能接受採訪。而再認真看《星火》的一些文章，深感這些當年能突破中共官方框架，面對現實認真思考問題的年輕人，對中共當權派的猛烈批判到現在依然有現實意義。現節錄其中部分內容︰
「……相信毛澤東主席的話的人在這次反右傾的陰謀中取得了教訓，迷信共產黨的人從彭總（灰記按︰為民請命而被打成反黨集團首腦的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話中知道了事實的真象。事實上每一個人，只要把眼前的社會現象冷靜地分折一下，都能得出致的結論︰由於幾年來的倒行逆施的結果，目前的統治集團已陷入一個無可救藥的惡性循環，一步步蹈著秦始皇的覆轍。
為甚麼曾經是進步的共產黨執政不到十年就變得如此腐化反動，……這是由於把全民的天下當做私有財產，事無鉅細，清一色由黨員來管理的結果。這是由於建立偶像迷信壓倒民主，形成中央集權的法西斯統治的結果。這也是由於政治寡頭們狂妄自大、指鹿為馬、一味倒行逆施的結果。這樣的獨裁統治硬要稱做社會主義的話，應該是一種政治寡頭壟斷的國家社會主義，與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屬同一類型，而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點。
……已經清醒了的同志們，讓我們在『民主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共同目標下，團結起來，抓緊時機，喚醒群眾，為徹底摧毀目前的強權統治而奮鬥！」（發刊詞《放棄幻想，準備戰鬥！》 顧雁）
「……由於狂妄自大、愚蠢無知和主觀唯心；由於反科學、反馬列主義、反人性，當代統治者已經徹底地背叛了工農群眾利益，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使自己失去群眾基礎，得下了不能診治的極症。……
農民同當代統治者的矛盾及其尖銳性突出地表現在糧食問題上。現在全國農民都處饑餓的死亡線上，他們奄奄待斃（而且有許多地區已經餓死了不少的人）。而當代統治者還強制農民族開辯論會—打人會等)拿出24分幹勁，作24小時連續的苦戰（平常最少也達12小時），農民恨之入骨，他們的情緒是躍躍欲試，一觸即發。（事實上小規模的農民暴動己滿地星火了。）……
由於當代統治者推行各種各樣反動政策的結果，工農業生產力已遭到全面的毀滅性的破壞；由於以所謂的”黨性”代替個性和人性，而實際是強賜人民『奴性』；人與人的關係到了空前虛偽的程度；由於變化無常和沒有法制，人民基本人權被剝奪；每時每刻遭受著生命的危機，由此而反映出來的現象（全國範圍內）是︰政治運動魚貫而來，各種刑事案件激增（兇殺、偷盜），市場供應緊張，農民流離失所，餓殍遍野，烽火滿地。在政治上、人民精神上、經濟上出現了全面緊張和混亂。……
為了適應即將來到的全民行動的需要、在理論上應該努力從事於客觀規律的研究，從而填補馬列主義學說在閱明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空白，發展科學的馬列主學說並指導我們今後的行動。……
全國的百姓們！趕快醒來吧！民主、自由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曙光已經升起了，讓我們團結一致，為迅速徹底地摧毀當代的法西斯化的官僚統治而奮鬥！」（第一期《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 向承鑒）
「當今的統治者和歷史上任何統治者一樣，利用農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門，登上了寶座，一只手接過農民所賜予的王冠—主席，另只手卻狠狠的一拳，把農民大眾打倒在地，踐踏在腳下，用政治愚弄、超經濟的剝削、強制的奴役勞動等政策，採取了誘惑脅迫、黨棍恐怖、饑餓等手段，奪去農民的土地、耕畜、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給農民帶上比中世紀封建社會還沉重的鎖鏈，使廣大農民處於依附農奴的地位，成為真正的一無所有的農村無產者，把農民千辛萬苦得來的勞動果實，用徵收公糧、統購餘糧、催迫勒索，收刮得乾乾淨淨，使農民經常地處於半饑餓的慢性自殺狀態。請想！農民在這種殘暴措施下，對與自己沒有絲毫利益的生產活動，怎能發生興趣？怎能發揮主動性和積極性，這是當前社會最根本的問題之一。……
當今的統治者們除了加強對農村的統治外（如前不久的公社化運動），在農業生產上走上了另外一條最簡便、最省力、也最低能的道路，盲目的擴大糧食增產數字。用這種數字來麻木自己、恭維自己，用自己編造的帳單，來歌頌自己的『豐功偉績』，試問用這些天大數字來決定農業稅收、統購任務、出口外銷、工業用糧等，必將使廣大人民勒緊褲帶，吃糠咽菜，面黃肌瘦，營養不足，這就是統治者一再吹噓的『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會保險』！！……
當今的統治者用庸俗的暴發戶的資產階級的虛榮心理（呸！還有臉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呢！）不惜讓國內人民犧牲一個人的起碼的物質需要，放棄人的生活權利—吃飯；在國際市場上，像個敗家仔似的，漫天撒線，搞暗線，丟人，不討好的生意，單純追求一些形式的名詞，自己左右開弓打腫了臉，讓人家說他是『胖子』，用『援助』、『救濟』、不等價交換等名目，表示自己的『大方』和『慷慨』，向所謂友好的國家送秋波，递媚眼，好讓人家在報紙屁股上說聲”『發福，發財』；另外又用『傾銷』、『自由競爭』、『控制市場』、『換取外匯』等手段企圖擴大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妝成一副紙老虎相，嚇唬一些神經衰弱的人。在這種可恥的政策指導下，許許多多的農副產品源源外運，形成了糧食、食油、肉類、蛋類禾另加工食品……定量的定量，減少的減少，脫銷的脫銷，絕跡的絕跡，把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知道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首先是滿足本國人民的需要』這一真理踏在腳下。」（第一期《糧食問題》 張春元）
「…當代統治者還玩弄著恒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成農民利益唯一、真正的代表者，在農村，用分化利誘、脅迫等手段，把農民用軍事組織形式編制起來，加強統治，扼殺與堵塞了農民在遷居、就業、外出謀生的起碼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與自由方面沒有絲毫權利，給農民戴上了無形的枷鎖，烙上了奴隸的烙印。此外，像當代統治者所說的一切公民權利，如選舉、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言論自由等等，對農民來說則完全是騙局。……
……目前在廣大農村中進行的所謂『反右傾』運動，就是打擊一些對農民疾苦略表同情的人，（這些人主要是農村基層幹部，他們來自農民家庭或本身是農民，和農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且大都是農村黨員。）實行這種高壓政策的結果，只有促使廣大農村無產者的覺悟，促使當代統治者處於孤家寡人的地步。
……在這場農民運動的烈火中，必將那些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和『工農群眾代表者』燒得毛髮不存，原形畢露，最後將被遠遠地抛棄在工農大眾的歷史巨輪後面。」（第一期《農民、農奴和奴隸—當前農村剖視之一》 張春元）
「……當數百萬、數千萬的農民餓死在床上，在火車上、在鐵路旁、在溝底，當數億（四億）人民瀕於餓死的時候，當其它二億人也半饑半飽的時候，那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人民勤務員』的畜性們，卻在商店的後面可以買到任何的點心、餅乾、糖果、中華煙、前門烟；他們可以在任何農村食堂裡吃得飽飽的揚長而去（誰敢問他們要糧票），而且他們一到，飯就端上來了，真做到了隨到隨吃，…他們可以恣意的開盛大的宴會，以便得到『貴賓』們在酒醉飯飽之後的幾句恭維話。像這樣的宴會一次就要花5000農民勞動一整年，在北京等各大都市天天皆是，一句話，他們變了，他們脫胎換骨了！徹底變了！他們從57年之後已經正式形成了一個官僚統治集團，他們是人民大眾的老爺，……
徹底變了！劉少奇、陳毅的老婆為甚麼只有20妙齡、漂亮無比，可是他們自己卻是50開外的老妖魔！許許多多的大中幹部們為甚麼離棄與自己同甘苦共患難過的女人，吚有新配？從反右傾中揭露出來無數事實可表明，無數的幹部老爺強霸民家妻女，在他們工作過的地點設下10-20個暗窰，恣意作樂！他們變了，在他們身上連每根毫髮都不是人的東西了，這些畜牲！……」（二期《告全國人民書》 向承鑒）
「…社會主義糟，社會主義糟，社會主義國家人民餓死了！吃樹葉，吃野草，人民政府都把糧食刮光了。人民政府害人民，六億人民活不了，活不了！……
這是一支痛苦的歌，憤怒的歌，反抗的歌！這是我們現實社會中產生出來的最真實最有力的歌！它暴露了廣大人民對統治者的刻骨痛恨，反映了廣大人民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預告了潛在於廣大人民精神世界裡的火山，這座火山不久就爆發，其結果必將毀滅罪大惡極的統治階級。……」（二期《從一首歌談起》 楊賢勇）
「……所謂”政治掛帥”就其內容來說，首先便是強調所謂『黨的絕對領導』，它要求不論甚麼地方，也無論任何部門都得貼貼服服的執行它的政策—『違反客觀規律的反馬列主義的政策』，而不能有任何異議，『黨指到那裡，就奔向那裡』。不僅這樣，任何地方、任何部門都得由黨來領導，黨到處發號施令，黨組織包辦一切，…與此相應的便是所謂『書記掛帥』，一切事情都歸書記管，一切地方都有書記，書記的話被奉為科玉律，而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便抛到九霄雲外去了，書記成了實在的土皇帝，這不就是獨裁統治的變種嗎？……
……另一方面人為製造思想上所謂”兩條路線鬥爭”，製造人們思想上的緊張局勢，以便合法地對人們的精神方面實現前所未有的法西斯的統治，窒息人們思想的自由發展，使人民成為它絕對馴服的工具。這方面實在情形人人都可以感覺到的，一個緊接著一個的運動便是執政者一手製造的明證，實行著恐怖性的政策弄得人心惶惶，稍有不合它的心意的思想一露頭，鐵帽、大棒便滿天飛舞，使人們心甘情願的接受它的反動統治。……」（二期《論政治掛帥》 何之明）
「……對敢於說真話、講老實話的人、對獨裁份子的獨裁政策敢於提出不同意見或堅持真理的同志，都加以『反黨』、『反人民』的罪名，給予嚴厲的壓制和打擊。1959年冬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反右傾運動（包括對解放軍部分將將校進行的所謂『集中學習』），就是最明顯、最瘋狂、也最兇狠的政治迫害，不少有功於黨，對革命事業流過血汗的同志，不少維護真理、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同志，遭到了清算和鬥爭，甚至於受逮捕和虐殺。……
…..所以，當前的唯一出路就是清算和打倒少數獨裁分子，廢除各種禍國害民的獨裁政策，使我國成為一個真正合乎人民利益的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社會主義國家。……」（二期《論人民公社》 張春元）
張潔平照片
這些當年敢於讓自己思想見諸文字的人，在現在依然是以言入罪的國度裡，註定倒霉。譚女士說，他們那些可以活著出獄的人，經過重重波折，最後省級法院於八十年代為他們「平反」，失去十多年寶貴青春，換來三百元人民幣補償。
比起當年餓死數千萬人，今天的中國當然經濟和物質都進步，所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那種讓人窒息的制度，黨掌控一切，官僚統治者騎在人民頭上的情況並沒有根本改變，昔日的官老爺千方百計盤剝農民賴以為生的糧食，謊報「豐收」，大吃大喝，今日的官老爺瘋狂的到處圈地自肥，造成眾多群眾暴動 。而這群當年十多、二十多的青年走在很多人的前面，揭露中共的獨裁與腐敗並非始於今天。他們敢於喊出打倒獨裁者，建立合乎人民利益的和平、民主、自由的社會，他們高喊要維護基本人權、人性。比起現在那些處處維護中共專制統治，高呼要「守法」的中港「愛國」人士，他們確實走前了不知多少。
而由於他們的思想對當局而言仍是「危險」，至今仍是維穩對象。灰記在映後座談問譚女士，應在香港多宣揚這些「前衛思想」。她答道，你們香港人不了解大陸的實際情況，現在大陸情況仍然嚴峻。早前有外國記者接觸過她，希望翻譯《星火》的文章（還是她那本書？），馬上就有維穩人員向她施壓，她唯有放棄。而這次向承鑒也很想來香港參與座談，但向當局申請通行證被拒（而她沒有明言要來香港做甚麼，香港的影展負責人直至她抵埗前也沒公布她來港參加座談，才可成功過關）。
她在結束前再重申，她們當年一心為國家民族，為人民做事，坐牢並沒有後悔。有人問今天如何「愛國」，她對在場年輕人為主的觀眾說，只要一心想著為國為民，便知道該做些甚麼，不該做甚麼。今日中港強烈的矛盾下，很多香港人未必同意如此表達，但灰記從他們當年所寫的文章，了解他們所講的「愛國」，絕不同現在盛行中港的「愛國」論，他們把人民權利，民主自由放在首位，這和很多香港人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和公義沒有兩樣。
而他們當年所面對的龐大國家專政機器，在一國兩制「保護傘」逐步失效，中共干預日漸肆虐的今天， 香港人也會愈來愈有切身體會，特別那些投身爭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