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香港特區政府發表《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筆者寫了一篇題為〈政改論述如何「教壞細路」〉的文章，批評政府和建制派巧言令色，弄虛玩假。5年過去，情况不僅絲毫沒有好轉，而是變本加厲。由中央和特區政權主導的政改劇情，充滿了偏頗「主流」、指鹿為馬的語言偽術；組織「反佔中」簽名遊行過程中出現的威迫利誘、戾橫折曲，這種種變化，已逐漸令香港走向一個「禮義廉」的時代。當文化與社會逐漸變質，厭惡「無恥」、拒絕「當奴」的港人，應如何思考和守護我城的未來？
集體玩假：「程序公義」和「真善道德」的消亡
日益氾濫的語言偽術，已逐漸變得制度化，成為政治運作中的常態。例如，政改諮詢報告中，不乏極之偏頗的用詞造句：「主流意見」支持特首應「愛國愛港」，或「普遍」認為2016立會選舉方式不必變動；又例如，禁毒委員會的社區驗毒計劃，於諮詢完結後再做民調「補飛」，這種結論先行，再補「民意」的做法，與「幫黨出聲」的簽名遊行異曲同工。自然還得加上廉署對泛民的高調調查、郵局對學民思潮單張的選擇性拒遞後，仍然在說與政治無關。
語言偽術的玩假，掏空了認真討論的空間，把政治論爭約化為立場的表態，甚至把爭論中的所有不同立場，都簡單歸結為政治（議席） 和經濟（物質）利益之爭，產生的效果，是令程序的正義與法治的公平失卻光環，讓濫權暢通無阻。
走向濫權的政府的主要障礙，是程序的公正和民衆對真善的堅持。因此，不斷向這些美好事物亂潑污水，希望泥濘能令「程序公義」和「真善道德」面目不清，使政治不再受事實和良心約束，或許正是「幫黨出聲」揮舞項莊之劍的真正原因。
在收編了的傳媒配合下，政權建制透過不斷發放的廣告，佔用媒體的版面和時間，使政治進一步約化為掏空了內容的公關化妝，祈操弄民意以強推政策；同時又積極製造及放大政治醜聞，不惜謀殺他人（以至自身）的人格與尊嚴，孕育虛無犬儒心態，希望令民眾缺乏同理心、漠視事實、貶抑公義，最終讓倫理準則和道德規管無地自處。久活於這種只相信權力和物質利益的「現實政治」文化氛圍下，人們容易對關顧公正和事實的道德原則失卻敏感和尊重。
面對濫權而逐漸習以為常的民眾，只會在面臨一次又一次的極端事件爆發的時候，麻木了的道德神經才有可能再次被觸動，如澳門《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引發的示威，又或因林新強言論而觸發律師會的「奇蹟日」，自然還包括人大常委剛通過的決定將觸發的「佔中」和罷課。然而，面對不斷重複的社會積弊，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不公正，愈來愈氾濫的語言偽術，以及對弱勢社群不斷排拒壓迫等制度性暴力，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逐漸變成常態。
從虛構的「現實政治」 到現實的「未來想像」
不少港人對政治和社會參與的冷漠，衍生自殖民歷史，鞏固於過去三四十年的劫貧濟富政策。透過打造缺乏長遠的就業、醫療、退休保障的「風險社會」，令個體生命的存在變得不確定，情感流離失所。長期活於缺乏前景和安全的恐懼文化下，容易孕育不安和無力感；浸淫於單一的經濟物質文化，讓人容易窮得只剩下消費的欲望；再加上最近的「國安」、「維穩」當道，進一步強化了「你邪惡所以我善良」的奴隸邏輯和鬥爭文化，衍生的是一種惡性循環式的自我實現諾言：親疏有別、非我族類、打擊異己、門常閉等取態所孕育的，只會是國家將變得愈來愈不安，社會愈來愈不穩，產生的效果是社會的撕裂、信任的解體、公義的消失，結果又再次為「國安」、「維穩」的需求添柴加火。
官方政改與「反佔中」簽名遊行，體現的是一種劣質政治的入侵，進一步腐蝕香港的社會文化。這種劣質政治的具體表現，一方面是借「現實政治」之名，以策略取消願景，剩下的只是「循序」，沒可能「漸進」，這也是「袋住先」的真正含意，結果是保障以至坐大既得利益集團；另一方面是窄化對美好生活及社會未來的想象，把任何帶點理想與創新的思維和嘗試，都化約為短期赤裸實利之爭。順帶一提，這種劣質政治的入侵過程中，弔詭地得到了「本土右翼」和「務實民主」力量所共同高舉的「現實政治」論述的配合。
政權建制總喜歡叫人「現實點」，然而，「現實」本身，其實正是由這種苦口婆心的勸喻所構成的。建制陣營、中央和特區政府立論所據，是所謂的「國家安全」，不斷重複無論如何不會容許香港建立沒有篩選的選舉，為的正是要建立港人只能享有假普選的「現實」，嘗試令民眾認命。能超越這虛構的「現實」的，是不再理會它，繼續尋找自己的路，爭取想過的生活。
一些論者，如呂大樂和朱凱迪，曾不約而同地指出，我們至今仍未建立一清晰的論述，分析中港關係應如何發展，以及提出香港未來的願景。我想補充的是，造成這局面的主要原因，在於當有人提出需要討論及尋找願景時，很快就會被指「離地」，或被批評無視不可行的「現實狀况」，於是無疾而終。缺乏清晰的社會願景，自然也無法提出什麼才是有效達至願景的行動。結果是，政治和社會行動很快變成了純策略之爭，但策略如何跟最終要走向的目標相關，卻不甚了了。當最終的目標因缺乏長期和系統的討論而變得面目不清，甚至被指不夠「現實」而被束之高閣時，政治的窄化沉淪，以至走向政權建制的「袋住先」、「幫黨出聲」的不擇手段，是可以預期的。
嘢唔可以亂食，錢唔可以亂袋，這本是常識，不少論者已指出「袋住先」（或「食住先」）的問題，例如只會給假普選帶來認受性，以至幫中央開脫讓香港推行真普選的責任。這裏補充的，是「袋住先」這說法的一個根本問題。習慣了「袋住先」這種思維和行動方式，很容易讓策略變成了最終目的，忘記「袋住先」本來只是一種為了達至最終目標的臨時手段，甚至逐漸失卻尋找願景的意欲和能力，自然會喪失緊扣策略（或行動）與目標的能力。一個只顧或慣於「袋住先」的民族，不大可能理會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或決定，能否引領集體達至想望的願景，更不會花時間於尋找民族未來的方向，結果只能是維護及鞏固了既有的秩序，讓既有利益和特權得以強化和擴張。
因此，缺乏甚至取消願景的「袋住先」這種「現實政治」，絕不能與它接近；相反，把焦點重新置放於澄清社會的願景，在「禮義廉」時代變得更加迫切務實。爭取公民提名或泛民入閘，只是公民抗命的階段性甚或是次要的目標，最終要爭取的，是讓港人活得更美好、更自在、更自主、更有尊嚴，而非沉淪於弄虛作假、卑躬屈膝的「禮義廉」世代。故此，公民抗命的矛頭，除了針對沒篩選的政改外，還得同時尋找社會願景和打開對未來的想像。
常識的革命：公民抗命應爭取和守護什麼？
我們是否有能力想像及理解，不惜犯法的公民抗命其實是為了維持法治？相反，保護濫權者以含糊的「愛國」、「守法」之名操控法律的解釋和執法的方向，其實才真正在破壞法治？又能否想像及理解，守護香港不受劣質的政治文化侵害，其實才能保障香港相對於其他城市的競爭力？又或佔中其實是為了保衛社會的合理運作和程序的公正，才會作出短期干擾愈來愈「禮義廉」的日常生活秩序？
民主自然不是一人一票但沒有真正選擇的假普選，也不僅是設計一套能讓泛民入閘的提名機制，而是包括能防止政客濫權的公正程序、倫理規範、輿論監察；美好的生活安排，也不是只剩下無樓變細樓、細樓變大樓、升中入名校、會考變狀元的選項，而是建立能保障所有人都享有不順服的權利的社會制度，包括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全民退保、平等競爭；公民抗命的想像，亦不僅只有示威遊行、集體佔中、罷課罷工，也可同時包括在不同領域的不合作運動，拒絕與濫權、劣質政治同流合污。
政改爭論觸發的緊張局勢，令不少港人不安或憤怒，也有不少人變得更疏離犬儒。然而，「佔中」並不是最終的決戰，也不是遊戲的開始，而是在沉淪於「禮義廉」文化不斷擴張的年代，港人對自身的生存方式的又一次選擇，或是面對濫權而不甘認命的韌性公民抗命的其中一個環節，目標是守護及擴展我們想望的美好生活，一種正受劣質政治不斷擠壓和污染的生活。
為此，我們需要弄清楚想望中的美好生活是什麼。抗拒只顧策略的「現實政治」，探討和尋找社會願景，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在這「禮義廉」瀰漫的年代，思考和守護我城的未來，讓它不至沉淪，興許需要有點創意，也不能讓智性工作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