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志遠（聯區小販發展平台)
2019年9月12日
繼2009年後，食環署近日首次發表了「重新編配空置固定小販攤位」的詳情，預期9月尾開始接受現行小販及公眾人仕申請。這項民生政策無疑是近日抗爭風暴中的一道清泉，相信不會有人作出反對。但是，觀乎重新發牌的前因後果，我們卻不得不指出：有關造施有如「撤回逃犯條例」一樣來得太遲，太少，也沒有足夠的新想像。
保育小販 收多發少
在2011年花園街大火慘劇發生之後，政府厲行整頓小販攤檔，並注資兩億公帑，一方面進行牌檔資助計劃（每檔$40,000至$50,000)，另方面推出加碼的退牌特惠金（每檔$120,000)。資料顯示，政府最終在2018年資助了3,590個攤檔進行搬遷及重建，並回收了854個各類牌照。換句話說，食環署現在重發的435個新牌，只為回收總數的一半。食環署的解釋是，政府需要考慮增加攤檔間距及梯口不能阻擋的新消防規定，所以不能悉數重置。但這似乎仍難解釋為何最終只可重發這麼少量的新牌，尤其考慮到不少原來的露天市集早已十室九空多年。在收牌多於發牌及預期不少年老檔主即將休業的情況下，象徵本土文化的街頭小販只會逐漸息微，與政府承諾發展小販社群的方向完全不符。
公眾申請 杯水車薪
新發牌照當中又平均分為四類，即現時報攤小販，流動小販及小販助手，剩下的才交予公眾人仕公開申請，故實際只有100多個，比2009年更少。觀乎2009年的經驗，當年重發215個公眾牌照引來7,500人申請，超額接近35倍。現時新發牌照數目可說只是聊勝於無，絕對不能滿足有興趣市民的需要。除現時小販及其家庭成員外，差不多任何成人也可以申請。新檔主是否真的有所需要及有能營運，也令人懷疑。回顧歷史，大部份小販當年均是原地發牌的，這就自然篩選了有需要及有能力的人。但隨著近年改為申請制度，在原來的小販及助手外，新牌人仕是否有所需要或有所能力卻未可知。眾所周知，刻下不少檔主實際上已將檔口轉租他人。新發牌照如何能否改善這些執法漏洞，也很值得關注。如果最終某個類別限額出現餘額的話，如何分配也是未知之數。政府亦沒有考慮不少民間團體建議，可以撥出部份數量予志願機構或各級學校營運，以訓練弱勢社群的謀生能力及培育學生的營運創新能力。
種類主題
食環署詳細公開列出各街道新發牌照的數量，現場相片及位置等資料，誠然值得欣賞。但重發新牌時，如何規劃及編配不同種類的攤檔卻更形複雜。昔日的露天市集本身就是一個自然生成的有機體。不同小販透過年月累積的衝突及協調，組成了饒有默契的分工安排，以回應社區需要及客戶要求。這些街道市集主要呈現兩種組合，包括圍繞居民生活需要的百貨街（如廣東道街市售賣疏果及乾貨)及滿足群聚行業需求的主題街（如鴨寮街售賣二手及電器）。不論前者或後者，新牌人仕（尤為沒有小販經驗者)加入時，都有引介協調的需要。政府應進一步撥出資料，支援原來的小販組織或鄰近的志願機構，主動組織互助，改善營商組合及競爭環境。亞洲其他地方就有不少小販自治組織互相協助及與政府合作的經驗，相信是很值得港府嘗試。
資助設計 社會創新
街頭小販已是香港本土文化象徵，2013年至2018年的牌檔資助計劃著實亦幫助檔主重建了原來需要自費的牌檔，可以是一個社會創新的機會。事實上，理工大學亦曾成立團隊提供參與設計服務，運用政府提供的四至五萬元的資助，鼓勵檔主與設計團隊合作，創新牌檔的設計，並獲得一定的成績。這種「街頭傢俱」的升級再造行動，已經成為不少全球城市爭相競逐的文化資本。我們建議政府可以在累積的經驗上，繼續撥款資助新建攤檔的承建費用，並進一步贊助本地設計師與檔主進行配對，發展「客制化」的獨特攤檔設計。我們甚至可以參考外地經驗，從整個市集的環境設施及配套著手，改善市集的營商環境，例如擴大攤檔面積，建設上蓋或降溫設施及提供水電，洗手間及座位區等等。這一方面可以減輕新牌人仕的入場負擔，更可以促進本地設計行業，美化城市景觀及培植具本土特式的創意市集。建議可選較多新設牌檔的街道為試點，發展出獨具銷售主題及特式的露天市集，相信有機會成為旅客的消費焦點。
最後，有鑑2009年的發牌經驗，我們相信以行政手段因循地重發小販牌照的做法，並不會達到振興小販經濟的效果。我們的小販政策需要更有城市發展的視野（包括重拾小販社群的功能角色)，更整合周全的規劃（包括善待工匠，熟食及提供服務的小販等)及更廣泛深入的改革（包括承傳創新及文化保育等) 。重發牌照不單是政府一項責無旁貸的行政工作，更是一次社會創新的機會。除了重發牌照外，政府應該考慮在不同的社區開立更多交通方便的露天市集，予更多公眾及社區團體參與營運，建立社區網絡及社會資本，以解決貧窮，疏離及就業等社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