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編輯所加
數十萬人遊行的確具有可觀的政治能量，有沒有發揮這股能量是不能忽視的課題。像埃及人民迫使穆爾西下台，當然是一個進路，不過，若不想如同埃及人民一樣年復年的走上街頭，則又該有怎樣的出路？在真普選以外，商討民主是否應該納入想像？是否一個重要的補充？
「學校轉直資」這類議題，主要牽涉的卻是地區居民子女的均等教育機會，其實正是商討民主的一個適切試點。
學校轉直資的決策，以過去常見的為例，要非由管理層一錘定音(或連同局限於諮詢校內教師)，就是教師團結起來跟管理層(也許還有鼓吹轉直資的官員)或明或暗的角力，前者認受性成疑，後者則在在需要精力，甚或不無損耗。「和平佔中」的商討模式，不失為解決爭議的一條出路。
首先，要決策充份知情(well informed)，資訊是重要的。就津校轉直資而言，現有家長關心的，包括學費以及對子女教育的影響；未來家長關心的當然是子女入讀的機會，特別以當區居民為然；教師關心的，是權益和專業，前者包括職業保障，後者則主要是收生會否淪為學額買賣、教學和學習會否受市場消費制約等等；辦學團體、校友一般或更關心學校的宗旨、良好教育是否得以維持；教育專業的關懷，首先的當然是均等與卓越等價值，以及理順「『教好』學生」的原則和「教『好學生』」的現實之間的矛盾。
要回答上述問題，必須以充份的資料作基礎，各群組人士的民意有何趨向，理應及早調查。對繁多資料和數據，務須事先提供，解讀和分析，而一定的評估或推算，也屬不可或缺的資訊。不少轉直資的學校都聘用公關公司代辦宣傳工作，其實資源更應用在提供有用的資訊上，而不是(起碼不只是)宣傳和遊說。
基本資訊公開後，自然有各種評析以致立場的宣示。為了利便商討，合理而非謾罵的觀點，不管最後立場是正抑反，都應納入供參與商討者參考。共商當然歡迎所有持分者參與，人數可由隨機抽樣控制，但應可接受列席旁觀。甚至，參考一些外國的例子，可採取類似陪審團的形式，交由隨機選出、全無利益相干的公民決定，只是，要利益攸關者把決定交給第三者，是否適合港情，可以再議。
為了更好的讓共商者理解議題及觀點，可以邀請不同觀點的代表現場辯論或解答疑難，然後由商討者仔細思考、討論，若一圈討論不足以解答疑難，則不妨在全體共商環節後多辦一圈辯論、問答及分組討論，當然，最後總要回歸全體共商作出結論。
結論最好由共識達至，甚或經過調解，無可奈何才以多數作決，而最重要的是，
分組討論或全體共商，必須公開透明，這是了解決策背後的理據、判斷是否合理不可沒有的。
過去在不少會社(甚或在學校)的經驗是，一些人愛暗地裡作出種種經不起查證的謊稱或誤導，甚至在會議上作錯誤的陳述或言論，並利用「畀面」文化、人脈關係以圖左右全體的決定，到被指出時卻躲在組織的背後，說那是集體決定，以避過誤導的責任。這種暗渡陳倉的手法，是商討民主最要不得的。
當然，商討民主並非只有一種模式，但以上的過程，其實已包含商討民主常見的數個特質。各種觀點、各持分者的分層隨機抽樣達至的是包容性(Inclusion)；事前提供的資訊、一圈兩圈的答問或辯論，為商討(Deliberation)而設；如果最後結論受到尊重，履行的是影響原則(Influence)。
不要誤解這是講求三者平衡，商討民主力求的是，三個標準均須滿足。表面上看，這樣的過程或許比傳統的決策繁複，不過，傳統決策似乎效率優勝，但因為在包容及商討的維度上水平低下，可能有損政策的質素。
當然，爭議之為爭議，就是未易有共識，即使包容不同持分者，但要放棄利益，似乎未許樂觀。不過，因為社會本來就是共有的(common)，通過反覆的商討，對各造的觀點及前提，可望取得更多理解，可望得到更多理性思考，而不是簡單機械的堅持己見。在國外，成功拉緊距離的例子並不罕見。
「學校轉直資」本來是社區性質甚濃的公共議題，十分適宜以商討的方式作決策；影響區內的不少決定，也可作如是觀。一些「不在我家後園」(Not in my back yard)的全港性議題，包括骨灰龕、重整巴士路線、垃圾堆填區等等，即使不宜由個別社區作決策，但也可以用「公民報告」的形式來呈現商討和包容的觀點，對整體決策，即有促進的作用，也不無對照之效。
商討不是吹水，不是城市論壇，而是可以導引公民政治能量走上參政的道路，與其讓公民意志消弭於唱K、被代理或冷嘲熱諷中，不如積極籌備，補充普選民主的不足。(2013.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