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蘋果日報
周浩鼎今天在明報觀點版，借英國《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為近代議會改革的開端，比喻香港不要小看2017年人大普選方案所邁出的第一步。他簡述1832年的改革，如何把一些老市鎮的議席重新分配給新興的工業城市，並且將選民的資產下降至一定水平，進而向更多國民開放選舉權。終至長久時日，國會終於通過法案，賦予二十一歲以上成男和三十歲以上女性選舉權。
實在令人詫異，周浩鼎作為一個建制派青年代表人物的判斷水平，竟然當這一百八十年來的民主發展完全無到，引述民主雛型的例子，去類比今時今日的政局。感謝周浩鼎點出，英國早在1918年一次大戰以後，英國大部份成年人口終於可以選出下議院，進而推舉多數黨黨魁組織問責政府；而今時今日，香港市民仍然未能選出自己的特首，而根據人大那個框架，香港人都只能焗住硬食北京欽點的候選人(s)。
英國議會經歷多重改革才演變成今日的樣子，周浩鼎避重去講議席分配以及選民財產資格，企圖利用這兩點，讓我們不知不覺代入十九世紀的英國，再類比現今香港狀況，將市民的焦點，導向提名委員會如何分配勢力、包容更多聲音、製造更多不同界別小圈子云云；再投射最終要到1918年英國才達到普選標準，我們也必須容忍現在人大框架的缺陷，去期待未來可能有一個真的普選。
偷換概念 借古推今
但周浩鼎避談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議會改革的其他要素，害怕深入細節再多加思考，就會拆穿他那不倫不類的比擬。
就以英國在《1872年票選法》引入秘密投票制為例，若果我們的政治制度，都必須經歷某些老牌民主國家的冤枉路，才能夠達致普選：英國由1832年用了近八十多年的時間去邁向下議院普選，香港現在也要等待不知何年何月的話，那為甚麼香港市民這些年來投票就經已採用秘密投票？就是因為時代進步制度改良。為甚麼香港市民現在投票只對自己負責，毋需讓自己的投票選擇都給其他人指指點點？就是因為我們不會重走冤枉路，更不會寫大篇文章去推銷一個拖得就拖的框架，擺明靠害香港人﹗
1832年的英國，和今時今日的香港，同樣面對着官方建制和市民對『民主』理解差天共地，今時今日人大框架，表明有票投就是進步，不管香港人意願如何；當日英國政府同樣認為1832年的改革經已足夠，首相羅素更表明1832年改革法案是最後的議會改革，但實際上是選民人數從五十萬上升至八十一萬，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三。相信今時今日現代社會都不會接受投票人口只佔總人口百分之三，但周浩鼎正正要香港人接受，只有少部分人才得以參與提委會的遊戲。
而周浩鼎刻意講了開頭，不講結局。一方面講《1832年改革法案》如何開啟議會改革進步，借古推今，推銷一個壟斷的提委會，但另一方面，卻隻字不提1832年到1918年中間發生，推動接續《1867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67）和《1884年人民代表法案》（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884）兩個法案的憲章運動（Chartism）。
只談建制改革成果 不談民眾爭取過程
鑑於1832年的投票權放寬僅惠及中產階級，工會領袖發動憲章運動，提出全面成男普選、平均劃分選區、採用秘密投票、廢除議員財產資格限制、實行議員支薪、每年選舉議會。這些訴求在1839年、1842、1848年三次上書國會後都不得要領，最終因為首相帕默斯頓逝世，政局面臨動盪，包括保守黨的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和自由黨的格拉斯東（William Gladstone）兩任財相，均欲爭取工人階級堅持，才令《1867年改革法案》得以通過，並為《1884年人民代表法案》建立基礎，終令工人及農民先後因兩個法案取得下議院投票權。
議會的改革正正就是依靠民眾運動去迫使建制妥協。《1867年改革法案》和《1884年人民代表法案》得以確立，正正係憲章運動動員國民示威請願集會，令政府有感民難擋，才作出合理的改革，當日英國政府封鎖海德公園，阻止工人集會，工人就拆去圍欄進入公園堅持集會，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1918年改革法案》（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918）更是一戰後退伍軍人復員和戰時婦女投身社會勞動的風氣所推動，才得以讓選舉投票權不分財產及開放性別，在法案通過前五年，女權分子Emily Davison為爭取女性平等投票權，在一次馬場抗議中被賽馬踏傷，不幸逝世，此前經歷九度入獄，絕食四十九次。
這些爭取民主政制的付出，是民眾逼使建制走出COMFORT ZONE，擺脫幼稚，從而推動進步。周浩鼎敢提嗎？你講這些避重就輕轉移視線，斬頭切尾塗脂抹粉，只為掩飾民權長期爭取堅持的過程，為人大刻意框死的方案強行推銷的話，是深化，抑或簡化對普選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