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財政預算案最大的爭議是應否派錢，而最沒有爭議的，可能是向大學派錢。財政司建議撥款25億元，為十間公帑資助的專上教育院校推行第八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所謂配對補助金，是鼓勵院校籌款，一般是每籌得一元便可得一元政府補助（還有些複雜的規定，在此不贅）。這個做法自2003年開始至今已是第八輪，過去籌得的私人捐款，加上政府的配對補助，共超過200億。再來一次配對，似乎是一件好事，要找個立法會議員在議會裡就這筆撥款質詢官員，大概也相當困難。
同一時間，我不停聽到有大學任教的老師被「炒魷魚」，即所謂「不獲續約」。月初，有浸會大學的黄偉國老師，令我忍不住在網上寫了一篇名為《大學如何「炒魷魚」？》的文章。請原諒我後知後覺，最近才有朋友傳給我另一個例子，教育大學的鄧健苓老師在一月份發出的一封公開信，抗議校方拒絕續聘她。雖然她成功申請到研究資助局（RGC）的研究項目，又剛出版了一本英文學術著作，但校方仍然以她「研究潛力不足」為由不予續約。近三四年，以研究出版不足為名遭辭退的同行實在多得有點驚人；但是，我幾乎沒有聽到大學高層關心過這些老師的教學表現。我常心生疑問，高層寧願以「研究」為由放棄教了多年的老師，再找個新人來教書，真的是關心學生及教學質素的表現？
以上兩件事表面上沒有關係，但我覺得，它們還是有點深層關係的，這次不妨由錢說起。
香港的公立大學主要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撥款，政府的公帑由它調撥，表面原因是大學自主、專業監管，內裡原因大概是讓大學撥款看起來不那麼政治化，跟政府無關，不像中小學的問題，總要找教育局局長算賬。官方文件叫撥款為「補助金」（grants），但中文裡用上「補」字有點誤導，它根本就是公立大學的主要經費來源。
如果你不在大學裡工作，翻開教資會的帳去算一下，你一定會驚訝，政府及教資會對大學撥款的控制程度之高。
過去十年，補助金是政府開支的5–4.5%，佔政府的教育開支的25%以下，不多也不少。這亦反映在資助學額上，除了因為「三改四」那一年因為有兩制學生同時入學外，學額每年增長1–3%不等，十年來人數上大概是增加了「一級」（即「三改四」所造成的三分之一）的學生，相較中國大陸的擴招，實屬小兒科。學額是教資會計算撥款的最重要基礎，因此，限制了撥款金額，也限制了同期的教學及研究人員數目增長，有些年份甚至有單位數負增長，即使增長最高也不超過6%。而且，較大的增長主要來自研究人員，而非教學人員。我看過一些有關中文大學的數字：「三改四」前後，中大的本科生增加了五成（何以中大能超過全港平均數？這是另一個故事），但全職教員增加只有兩成，而研究人員卻大增五成！
如今，大部份全職教學人員也日漸傾向從事更多研究工作，而非教學。因此，受教資會資助的大學教育工作規模，多年來沒有擴大，甚至有人認為是縮小了，與研究相關的部份卻擴張不少。若論學生人數及教學規模，近年香港專上教育的發展，主要是發生在大部份不受政府資助的社區學院，以及授課式碩士課程。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一個港式教育産業新自由主義的故事，只能另文詳談。
政府如此謹慎理財控制大學教育規模，跟香港公眾及媒體對大學的期望，形成奇怪的對比。如今家長都望子女進大學，但因為學額有限，香港的文憑試考生卻一直只有20%左右能入大學。話說回來，香港政府與教資會大概也把握了市民的複雜心理。我聽過有學生說，大學學位日益貶值，我們還是不要像台灣或大陸那樣製造出那麼多大學生，免得貶上加貶；也有人認為擇優汰劣，才是好的大學制度。大概因為這樣，比起其他議題（例如房屋），公眾在這方面的壓力及要求也不算大。
不過，這沒有阻止大學生人數增加，只是大部份香港市民的子女，得不到教資會的資助，要另尋本地公立大學以外的途徑，包括自資學士，或到大陸、台灣升學，有錢的則當然是英美澳留學。 因此，謹慎理財的背後，是要限制政府投放在本地大學教學的資源，減少市民的專上教育需求依靠政府，增加中産及基層家庭的財政壓力。
教資會嚴管大學教育開支，造就一個規模維持不變的核心教員團隊，並由大學高層以各種側重所謂「國際化」的指標來篩選教員，要求核心教員在研究出版上自我鞭策。特別是還沒有取得終身教席者，皆忙於「跑數」，有終身教席者，又會協助或鞭策年資淺的同事「跑數」，時刻要跟英美頂級研究者在「量」及「級數」上競爭，害怕他們來搶了自己的飯碗。因此，日常教學任務便日漸轉交給非教資會系統的教員，包括短期合約教師及兼職教師，合約只有幾個月至一年不等，不少更時薪計算。前者嚴苛的淘汰制度，造就了不少入職及升職失敗者，他們不合大學高層構想的「國際化」模樣，被迫流入後者的隊伍－－一個勞動狀況日漸惡劣的非核心教員市場。
香港政府與教資會十分有默契，要多花錢，也絕不會用來增加學額，增加核心教員隊伍，更不會關心本地學者的就業機會，這就是浸大錢校長說的：「有空缺都要同全世界競爭」！。例如，幾十億的配對補助金，大學收下後，不會花在增加學額，因為教資會已為大學規劃好學額及課程，要增加要跟它討論得到認可；大學也不會隨便多聘全職核心教員，因為補助金是一次性的，誰會冒險？因此，用來建大樓、翻新及改建，又或者搞研究、聘研究人員，比較簡單；募捐回來的私人捐款，當然也是建大樓比較好，除了冠名大樓外，少部份錢可能會用來冠名高級教授的名銜職位。
事實上，教資會撥出的補助金雖然每年也有增加，但細看數字，增加的主要來源是「非經常補助」，這最高可達整體的四分之一的錢，多是工程撥款，用在磚頭上。故此，在規模較大，還有土地可以開發的本地大學裡，各類大樓日漸增加。我可以肯定，與香港人「愈住愈細」相反，大學裡人均樓面使用面積卻會不斷增加！筆者任教的大學全港最小，已經幾乎沒有空地了，但也在計劃擴建工程。至於學生或教學有多大程度用得上這些空間，則是另一個該研究討論的問題。
這幾年，大學的同事經常抱怨教學困難及學生表現，我幾乎每天在臉書上都能看到這類帖子。但是，幾乎沒有人期望大學的高層會關心這些問題了，因為，他們做少一點擠壓前線老師教學時間，少一點干擾正常教學工作的文書手續及規條，已是幫了一個天大的忙了，但這通常是奢望。至於財政司嘛，他可以專心派錢，因為有教資會為他管大學的錢，繼續強化這個漠視教學的制度。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