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月娥一連兩星期帶來兩個與中國商討的發展方案，並都已經以港府身份簽署落實後才對香港市民作出公佈。對於計劃興建於西九文化區的故宮文化博物館，林鄭曾於回應傳媒質詢時指，略去諮詢程序的原因是避免當中出現反對聲音而令和相關機構的討論變得尷尬；至於河套區的規劃與管理和本來計劃的大學科研城有出入，則以一句與之前「大致相同」作結。
客觀來看，故宮博物院答允出借文物予香港作出展覽也好，與深圳共作發展創科項目也好，兩件事情都是相對正面的發展，原則上也大概沒有人會反對。但卻並不代表香港市民會對如何發展漠不關心，而反彈的出現正是來自故宮與西九的格格不入，以及河套區發展的比例又是否可以更好的平衡各種需要。
這就突顯出政府是如何的離地。市民關心的是如何透過發展與規劃建構一個更理想的城市，所以對每一個影響未來生活質素的決定都付出應有的時間予以關注。特別是各種影響著一整區的交通規劃、就業機會、休閒娛樂的大型發展項目，更是每一個人都有著稍微不同的願景，而諮詢期正是讓其發表不同意見並從中作出調和的機會。
但故宮和河套的決定程序正正顯示了政府的想法與市民有著根本性的衝突。對於林鄭來說，在政府項目中加入諮詢程序並非是集思廣益，也非從中理解市民需求的一個渠道，而只是避免尷尬的一種手段。如果社會中不同的利益團體對計劃有著截然不同的意見，諮詢既可作為雙方把理據放到枱面作出議論的橋樑，更是在決策後把反對聲音壓下的最有力論據，以避免出現政府推出了的項目最後要被擱置的尷尬。但既然「避免尷尬」是諮詢程序的最大用途，就不難想像當有可能發生更大的尷尬之時，諮詢程序可以輕易的被放棄。而對於今天的特區政府來說，最大的尷尬並非發生於自身上的尷尬，而是遠在北京的那一種尷尬。
與其在與北京或深圳各部門「摸底」的時候被說三道四，甚至招惹起其官員的不滿，不如把所有重要的事項都決定了再行公佈。而嚴迅奇的「欽點」，大概只是需要在說服對方港府對故宮項目的重視時，所打出的一塊誠意牌，以確定出來的成果可以滿足故宮博物院的期望。依據這樣的做法，萬一有什麼社會反彈，一次民意調查大概已經可以把社會輿論壓下來，始終說到底這兩個都是對香港有裨益的項目，亦沒有收地迫遷的爭議。
到最後，不難想像這兩個項目依舊會如政府期望般開展，但所揭露的正是其官僚主義以及僵化的思維。於它的決策過程中，如何把被授意的項目落實比一切其他有關民生的考慮都重要。強調程序公義某程度上可以避免今天的情況惡化，但根本上還是只有當人民有能力改選政府的時候，政府才會真正對市民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