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段香港去殖民地化的過程之中，最怪異的一點就是「去殖」這兩個字從來不是議題。英國政府固然不說「去殖」，中國政府也很令人意外地避談「去殖」；而香港人自己呢？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幾乎沒有人提出香港應該開展去殖民地的進程，於是「去殖」就從未成為社會的共同議題。不談「去殖」，那麼我們談什麼呢？我們怎樣描述香港去殖民地化的歷程呢？我們曾經用過「過渡」這個不大政治正確的字眼，如今那當然就是「回歸」了。
換句話說， 「回歸」掩蓋了「去殖」，一切港英殖民地的變化都是回歸的問題，而非去殖的問題。這種特殊的用詞正好點出了香港在世界殖民地史上的例外地位：絕大部分殖民地最終歸宿都是獨立，只有香港走向了「回歸」。所以中國政府、英國政府和香港人都面對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挑戰，一個以前沒有人處理過的課題，那就是怎麼樣把一個殖民地歸還到一個主權國家的手中。
然而什麼叫做「回歸」？香港這塊殖民地又該如何「回歸」？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或許應該先來探討「回歸」是如何掩蓋了「去殖」，和「去殖」難產的歷史原因。
在保衛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事件裏，有一種聲音被「發展對抗保育」的爭論淹沒了，集體記憶的交響樂轟鳴遮蔽了一種微弱的另類記憶，那是一段關於殖民地的痛苦記憶。聽一些老人家說，他們之所以不贊成保存天星碼頭，是因為他們從來都不喜歡天星小輪。曾經，當渡輪是唯一連繫維港兩岸的交通方式時，小輪本身是有階級差異的，比較廉宜的油麻地小輪是一般平民的選擇，而票價稍高的天星小輪則是「上等人」的航具。今天我們依然能在天星小輪的船身上看出一些痕，前後兩頭有類似門板的木框，它們隔開了一等艙和二等艙，坐在一等艙的不是洋人就是比較有錢的華人。一位老人家猶帶憤恨地告訴我：「那些鬼佬可以坐在一等艙裏悠閒地吸煙，要是一個衣衫不整的中國人走了進去，他們就會用怪異的眼光瞧你，似乎在告訴你，你不屬於這裏。」
或許這是段有所偏差的個別記憶，也不見得真和保育有衝突，但它卻銘刻了一個時代的氣氛。曾幾何時，香港人都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活在殖民地，大部分高級官員的職位都被外籍人士壟斷，許多百姓站在法庭上要聽控辯雙方以自己聽不懂的英語來爭論；殖民曾經是如此切實如此日常的生活經歷。殖民是什麼？最簡單地說，殖民不是主權誰屬的問題，而是一種不公正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之下，權力的分配既不合理也不民主，社會階層的劃分非常鮮明，崇高的地位只屬於外來統治力量與他們的合作者。
沒有人反抗過這種不合理的殖民體制嗎？當然不，爭取中文法定地位的運動就是一次著名的去殖鬥爭，此外更有無數大大小小的抗爭行動，只不過它們都被人淡忘甚至扭曲了。今年是「六七暴動」40 周年，現在談起這件事，大家想到的就是滿街的土製炸彈和林彬之死，而事件主角回憶往事也多避重就輕若言又止，結果總結起來「六七」無非就是一次受到內地文革極左思潮鼓勵的不幸暴動。難道它就沒有半點本地的因素嗎？難道當年參與鬥爭的人全錯了嗎？難道當時的工人不是真實地生活在惡劣的工作條件底下？難道當時的英國統治者都是仁善的社會秩序守門人？港英政府如何未經審訊就捕捉了數十名左翼分子我們忘了，大家只記得英國人為香港帶來法治；港英政府如何查封左派報館我們忘了，大家只記得香港一直享有言論自由。
香港有過幾個人在街上聚會就算犯法的日子，香港有過話劇劇本要事先送檢的日子，今天我們享有而重視的一切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各種政治立場各種階層職業的香港人自己爭取回來的。這就是香港曾經有過的去殖鬥爭。
回顧過去10 年以來的主流民主運動，其中一個最大的缺失就是沒有把爭取特首及立法會雙普選的訴求接上此前各式各樣的進步運動，好把自己準確定位在反殖和去殖的脈絡裏面。為什麼爭取民主也是一種反殖和去殖的運動呢？理由很簡單，因為今天香港的政治及社會體制幾乎在「一國兩制」和「50 年不變」的旗號底下完全沿襲了殖民地時代的既有安排。
這麼說來有些嚇人，因為這似乎是在暗示回歸後的香港仍然是塊殖民地，而北京中央政府就是新的殖民宗主了。但是大家應該把眼界放寬一點，所謂殖民絕不僅只是殖民宗主與殖民地之間的權力從屬關係，還是一整套為了適應和實現這種從屬關係的體制安排與組織殖民地社會結構的方式；我所說的「香港未完成的去殖」，主要就是針對後者而言。放眼他方，我們不難看到許多前殖民地雖然去殖到了一個業已獨立的地步，但由於這些殖民地的遺留體制不變，所以它的種種不公不只沒有改善，反而還在獨立的光環下更形惡化。因此真正的去殖光是主權回歸是不夠的。
目前香港的許多制度安排難道不是源自當年港英殖民政府管治手法嗎？如今大家針對的立法會功能組別與只有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其背後的原則難道不就是昔時港英擅長的合作精英同盟嗎？回首數十年來的反殖鬥爭，幾乎每一次站在愛國力量和本土人民對立面，阻礙他們對抗殖民當局的都是這些合作精英；而每一次的抗爭收場之後，這批合作者都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犒賞，分享到更多的權力和利益。遠如1925 年展開的「省港大罷工」，當這場長達十六個月的愛國反殖運動被廣州國民政府片面叫停之後，工人開出的復工條件裏有關反殖的6 項要求幾乎沒有一項達到目的，反而罷工期間支持港英出賣工人的幾個華人領袖卻能晉身行政立法兩局（可笑的是許多內地史家卻說這是罷工的「成果」，因為華人的地位提高了）。從這個角度看來，當前民主運動所要爭取的，其實就是把少數合作精英獲得的權位還給廣大人民。所以現在的民主派與以前「反英抗暴」的左派根本就是同一個傳統的先後傳人，這個傳統就是香港人反殖去殖的進步運動了。
最近，左派出身的曾德成將要「入閣」的消息傳出之後，民主派中的張文光等人不只沒有高聲反對，反而同情曾德成當年坐港英政治牢的不幸遭遇，這實在是很有趣的反應。莫非這個大家共同繼承的反殖傳統雖然從未被明確地梳理呈現，但大家其實都能模糊地意識到它的存在？
可惜的是，民主派不只沒有祭出反殖去殖的旗幟，反而被人打成「反中」，甚至還被某些人懷疑是「英美勢力的枱前打手」。這是為什麼呢？我們不妨先把「中方顧慮」等大家熟知的原因擺在一旁，看看民主派歷年來的行動方式是否也出了什麼定位錯失。
我們知道，民主派的支持者裏有不少恐共以至於反共的市民。從他們的立場看來， 「一國兩制」是屏障共產黨勢力的最佳設計；而民主運動的重點也不是去殖，卻是捍衛和落實「一國兩制」的辦法。直接地說，也就是只要有普選，香港就可以根本排除中央政府直接影響和管治香港的機會了。面對支持者的這種心態，民主派很難懷疑和反思「一國兩制」本身是否反而延續和封存了原有的殖民體制。更有趣的是， 「一國兩制」從來都是中央政府送給香港人以及國際社會的信心保證，因為比起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和納入中國的現有制度，保留港英殖民地式的體制好像更能叫香港人放心。何况容納一個另類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正在發展中的中國而言也有實際的好處，於是「一國兩制」就成了各種勢力都紛紛叫好的創意了。
因此在回歸以來的所有政治爭論之中，截然相反的兩派意見都能拿「一國兩制」做文章，都聲稱自己才是在保持和發揚「一國兩制」的真正精神。由於「一國兩制」和「50 年不變」成了神聖的圖騰，不可動搖更不可置疑，於是香港明明有許多矛盾重重的設計，民主派也不敢批判，甚至還要本能地加以維護。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所謂的「公務員政治中立」了。在香港這種沒有民選政府的政制裏，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務員政治中立；反而香港的公務員高官向來都是在「政治中立」的偽裝背後，實質地擁握英式公務員所沒有的政治決策權，下著民主國家裏的民選官員才下得了的政治決定。這分明就是一種巧妙的殖民管治設計，讓政府順利地用「行政吸納政治」，以公務員的程序理性手法去解決實質理性的價值問題，令香港政府顯得很超然很不政治化。
可是幾乎每逢觸及這個敏感課題，部分民主派都會以保衛「一國兩制」的名義，替具有香港特色的「公務員政治中立」辯護。他們大概沒有看見，這種有香港特色的「公務員政治中立」其實就是所謂「行政主導」的精髓，把絕大部分的政治權力交到以高級公務員為主的政府手中，讓他們擁有凌駕性的裁決地位。
最近有兩件事最能體現這種體制的特點，一是前陣子有市民投訴《聖經》不雅，把關的影視處可以單方面決定不把它立案移交淫審處，這不就是一個政府機關的權力比基本上由市民構成的獨立單位還大的例子嗎？另一個例子是30 多名委員組成的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通過皇后碼頭為一級歷史文物，但民政事務局長卻能獨自決定不將它提請立法保留。在還沒有高官問責制的年代，民政局長這個位子就是公務員的了。他們既能決斷這等關涉基本政治價值的事務，又怎麼能說是政治中立呢？說穿了，這是種和「諮詢政治」配套的措施，假裝下放權力給各種市民組成的中介機構，最終的實權其實還是在政府手中。港英殖民管治的特色之一，就是讓市民感到它是中立超然的，一切只不過是按照「既定程序」辦事而已。
回歸10 年了，我們理應重檢香港政治和社會的一切現存制度，找出殖民地的遺留產物，分析它們有多少不合理的地方，又有多少不公正的現象，然後開展真正的去殖工程。香港人追求的民主普選，也應該坐落在這樣的去殖運動之中，才能看到它的真正意義。我們不應該把民主訴求的目的只看成是排拒中央政府的手段，看成是種恐共心理的最終安慰；而是要徹底告別充斥了種種不公平的殖民體制。然而，我們卻往往在「一國兩制」的名義下走上了「保殖」的道路。至於本來最痛恨殖民體制的「左派」，與最應該大談去殖的中央政府卻何以對去殖不置一詞，反而在這時刻專攻「人心回歸」的問題呢？我們下回再談。
(去殖、保殖與回歸二之一)
﹡原文刊登於明報，此為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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