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香港《明報》，感謝授權轉載，原標題為〈一國兩制 18年實踐失敗〉。
無可否認，持續3任行政長官不孚人望的施政，加上18年來香港整體社會持續的信心低潮，已經宣告了一國兩制實踐失敗。儘管街道上「熱烈慶祝回歸祖國」的推銷鋪天蓋地，就如《基本法》頒布周年紀念和每年臨近「10．1」的宣傳一樣，但官方有官方硬銷，卻無法引起香港人心中共鳴。
18年來的敗劣治績：政改方案成為了假貨的代名詞、經濟轉型自立的目標變作依附大陸、大陸和香港兩個社群之間失去信任，更甚是這個城市在利益壟斷下，愈來愈多人對自己的生活沒有希望。粉飾太平，頌揚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有效落實，無非是自我幻想，迴避整個制度的結構問題；這不單單是換個特首就能夠處理的局面。
聯合聲明簽署後，中國決定收回香港成為既定事實，北京的所作所為無可避免影響香港發展。放諸於當日歷史情况，一窮二白的中國大陸，視香港為走向現代化的楷模；對改革開放不久的中國而言，香港是資金、人員、技術的來源。而北京為安撫香港民心，對九七後香港社會的共識是延續殖民地「行之有效」的模式。
一國兩制只是保守停滯的安排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北京政府只看到香港「工具性」的作用。當香港是成功模式，既能為中國大陸所學習，也能維持香港的繁榮安定，自然毋須作出改變。無疑，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目標非但不是創新——其他單一制國家都賦予個別地區自治的例子——更加是一個保守的安排，「50年不變」的意義是換一面旗子，馬照跑舞照跳。北京沒有正視香港社會持續進步的走勢，結果在實用觀點底下，英國此前如何管治香港，在過渡期和九七後也會延續下去。
英治時期殖民官員，與華人精英共治香港的狀態，包括在上層的行政局和立法局層面共享權力與利益，乃至吸納進其下的各種諮詢架構之中，使管治建制成為一個利益與共的板塊。同時，面對着國共兩黨在香港的活動、國會議員對殖民地部的施壓，殖民地當局（特別是六七暴動後）需要謹慎處事，回應社會內部普羅百姓的需要，以良政維持管治。七八十年代經濟和社會高速發展，也為香港的制度運作賦予正當性，使香港人觀感良好，消弭社會的內部問題。
社會進步 制度封閉 越走越遠
我們把時鐘撥回30年後的今天，過渡期成為了遙遠的回憶，離九七也經歷18個年頭。今時今日香港人不會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們，視香港為過客之地，僅求兩餐；1970年代打後的經濟高速增長，也由於社會發展成熟完備不可能重演。社會條件與討論一國兩制、基本法的年代已經不同，但北京的思維心態依舊沒有進步。我們看到今時今日的政制——一個小圈子制度產生的特首、一個半民主半功能組別的議會、假諮詢的諮詢組織，其實都是過去的延續。
北京「工具性」思維底下的盲點，強調香港只是經濟城市。但隨着市民意識進步，香港無可避免已是一個政治城市，將現今的香港社會框進殖民地制度只是徒勞無功，我們不會接受公共事務不在大眾政治下討論，像港視發牌或國民教育爭議般，單憑梁振英關門決定了事；即使梁振英今時今日聲稱「集中經濟民生」，迴避政制，我們都明白經濟民生，最終建基於民主政制，達至資源分配的公平正義、思想表達上自由開放、以及整體方向的自主。
北京的自大是一國兩制失敗元兇
無意在此為殖民統治塗脂抹粉，但相較於英治時期，港府一方把持對政策形成的壟斷，同時又面對北京、倫敦、台北的壓力以及冷戰格局，步步為營地以社經穩定贏取民心。今時今日所見，就是北京在大國崛起下有恃無恐，對港府的操控介入愈來愈深，也涉及北京內部的角力，「某某陣營是某某派系的人」已經成了光天化日下的討論，除了庶務處理，港府根本形同傀儡。難怪香港只會局限成為大經濟融合下的工具，而利益傾斜、經濟壟斷、民生困乏，成為京商勾結大格局下的犧牲品。
在鄧小平年代，北京尚且顧慮國際局勢，爭取國際對聯合聲明的承認，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也沒有排拒制度現代化，直到八九六四為止；但隨着中國國力上升，零八奧運以後全面收緊統治政策，大國崛起的傲慢推使中港關係由高峰滑落；習近平上台後，普世價值、公民權利成為「不要講」的禁忌，不單是香港無法落實真普選，更代表北京視之為普世價值與天朝統治的鬥爭。
封閉的北京與日趨進步的香港社會，無疑愈走愈遠。從去年8．31框架和對雨傘運動的態度，可見北京的強硬態度只會變本加厲，往後發展更只會是要求香港跪低。一個不合時宜的封閉制度、一個無視社會需要的京商合作模式、一個沒有尊重形同主奴的兩地關係，將一國兩制粉飾為「成功」，無疑是荒天下之大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