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失去兒女的天安門母親至今仍未可公開進行掉念，這種日子更會備受便衣監視，如果不是軟禁的話。在媒體上，「天安門事件」或「六四事件」等字眼當然是個不能談的禁忌。於是國內朋友想方徹法繞開重重的言論審查，發明一些暗號作修辭上的掩護，近日內地博客頻頻使用的「十九年」三字，正是這種迂迴曲折的產物。
由於無法直接說出「天安門事件」或「六四事件」，人們於是變陣從「十九年」、「十九年前」和「十九年後」談起，好使自己的博客不會遭察覺而刪掉。「十九年」之外，還有「五月三十五日」、「8x8」等各種「不得已」的新造暗示，它說明了人們在壓力底下如何抓緊那些許的自由不放。
反觀香港大眾媒體的評論和報導，在沒有政治控制底下篇福卻一年比一年少，像那隻最終會死在舒坦温水中的快樂青蛙一樣。這實在沒法不讓人想起奧運未開始、卻已就舖天蓋地的新聞報導：那些奧運特緝、媒體上滿心期待的倒數和主動發掘的奧運新聞。對比之下，這種精力只要花十份之一在六四事件上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你也許會問：四川的國難不是受到媒體相當的重視嗎？然而，重視背後卻帶著一份保留：對貪污腐敗、豆腐渣工程和失去子女的家長憤怒等事實作冷處理。這同樣反映於奥運上刻意怱略的新聞：維權份子給無理拘捕和軟禁、為建大型場館而強行徵收北京一些村落的土地，等等。香港媒體當然會關注中國大陸，但關注的前提似乎是：不要跟中央起衝突。
在美國大學任教的中國學者徐賁指出，當代中國很多論者也同樣處於這種高度的自我審查之中：上天下地任你評論分析個夠，但前提是「不要跟中央起衝突」。怎樣才算起衝突？就是涉及政治專制的方面。
專制以外，刻下中國可以高談的新天新地很多：「批評」高速的城市化及資本主義如何導致人文精神危機、「預視」奧運怎樣使中國進一步「國際化」、「爭論」大國堀起的危險和機遇、及「啄磨」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真正意涵，餘不一一。但喧囂背後有股沉寂，徐賁寫得清楚：「中國政治語彙發生的新變化，是以「一黨專政制度的萬不能變」作為基礎的」，不過結論仍是：什麽都可以碰，除了專政之外。
回到香港，中國的專政也漸漸成為當然：人們「好像」不再視之為因不尋常而需要監察的新聞事件，更不要說把專政奴役下的生者和死者牢記在心了。但願是「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