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朋友她知道答案。這是位中年婦女，前陣子身體不太舒服，必須按時用藥。又由於太過虛寒，不敢喝冷飲，所以她還隨身帶了一壺用來送藥的暖水。前陣子她搭東鐵，之前趕頭趕命，來不及吃藥，無奈之下只好在地鐵座位上面打開水壺喝水服藥，沒想到這就犯了天條。原來在她關上水壺蓋的時候，才赫然發現一個十幾二十歲的年青人竟然一直站在她的身前，用一部小型攝錄機對準着她，拍下她吃藥的整個過程。她還來不及反應，那個年青人就說話了：「太太，你知唔知港鐵入面唔可以飲嘢㗎？」我這個朋友只好解釋：「對唔住，對唔住，我夠鐘食藥啫。」然後那個青年的反應就更大了：「原來你係香港人！既然係香港人就更加唔應該咁做啦！知法犯法！信唔信我將條片擺上網吖嗱？」我的朋友又氣又慌，只好把水壺收回包裏，再囁嚅幾句對不起。整件事最令她不快的，還不是那個青年的言語行為，而是他從頭到尾沒有正眼瞧過她，只是一直盯着攝影機背後的觀景器，似乎自己對着的不是一個活人似的。
聽完這位朋友的遭遇，我只能感慨，這真是個熱愛香港的好青年呀。他為了維持香港地鐵裏的文明秩序，以及他想像中的香港文化和港人尊嚴，居然不惜自己的寶貴時間，可能總是在列車當中做好準備，隨時拍下內地人不文明的罪證，再把它們公諸天下，好表明香港和大陸果然是兩個不同的地方，而且後者正在侵蝕和污染前者的生活方式。只不過這回他遇上的是個正宗香港人，而且在此生活的時間比他大上三十年不止。
三十年前的港鐵是個什麼模樣呢？那時候港鐵叫做地鐵，而「東鐵」還不算是港鐵的一部份，是家叫做「九廣鐵路」的獨立公司，我們管它稱作「火車」。但不管是地鐵還是火車，在裏頭吃喝好像都不是個大問題。我還記得三十年前的火車偶而甚至有些住在新界的婆婆會把煮熟的花生帶上去兜售呢。我並不以為回到過去，大家都可以在列車裏啃九龍塘站著名的滷水雞髀，和喝紙包裝維他奶或者陽光檸檬茶那樣子是好事。我只是好奇到底從何時開始，連地鐵喝水吃藥都是一件很不香港，罪大惡極的一種醜事？
那時候的地鐵和電氣化火車還很年輕，大家搭乘它們的習慣多半沿襲了坐巴士的經驗。而巴士公司一直是不太介意乘客吃喝的，所以港人也就很自然地把巴士上頭那一套搬進了列車裏頭，該吃就吃，該喝就喝。但地鐵到底是不同的，他們的目標是在最短時間之內吞吐最大量的乘客，同時減輕一切清潔管理等維持地鐵高收益運作的成本。所以從一開始他們就沒想過要在車站裏面開設洗手間，並且逐步推廣不在車廂之內吃喝的觀念。簡單地說，他們這麼做的目的就是為了節省包括打掃工作在內的成本，而不是為了什麼「文明」。那個青年如此費心地維持一套由地鐵公司出於經營目的所塑造出來的港人身份條件，斥責我的朋友「知法犯法」。我很想知道每逢港鐵加價，他有沒有去抗議過呢？當近年有人發起車站開設洗手間的運動，他又有沒有參加過呢？
我總是懷疑我們香港人對於一種高度人工化的、抽象的秩序，有種特殊的情意結。而且這種情結與政治意識型態的立場無關，真真正正地跨越了黃藍，足以成為港人身份認同的核心。
十多年前我曾寫過當年第一次七一大遊行中的趣事：一個男人穿越了警方設立的封鎖線，嚇壞了正在銅鑼灣維持秩序的警察，不過他們很快就鬆了口氣，因為那名男士只是為了把一罐喝完的可樂丟進正好位處警戒線外的垃圾桶，丟完之後他馬上就乖乖地鑽回線內，與數萬正在耐着酷暑枯候出發的人群站在一起。類似的情況，我們在年年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後乾淨得一塵不染的現場見過，在雨傘運動期間金鐘一帶的公共洗手間也見過，它甚至是令我們足以在全球媒體面前自豪的形象投射。
反過來看，這種秩序情結的另一面則發作在近日大埔斬樹這類事情上頭。由於鳥糞太多，所以親建制的區議員就以為民請命，你投訴我搞掂的標準姿態跑去通知當局，讓他們派人「清理」本來不該長得那麼茂盛的樹木，以及不該在樹上築巢的小鳥。一如幾年前他們找人除掉木棉一樣，因為木棉花會讓人類鼻腔敏感，所以它們是文明都市秩序當中不當甚至「不自然」的存在，沒有繼續活下去的價值。又為什麼從梁美芬到蔣麗芸，建制派議員都這麼關心鼠患的問題呢？我想那大概也是對這種整潔衞生好秩序的執迷所致。為了保住這套秩序，有時候就連活人也是要排除出去的。請注意那些街頭流動小販和睡在天橋底與隧道的露宿者，往往都是親建制議員們關注的對象，他們總是三不五時地呼籲當局加強執法，設立障檻。而以上這一切行動的背後，都有「市民投訴」當做理由，都有我們這些不容文明秩序出差錯的香港人。
請不要誤會，我不是說老鼠太多不是問題，也不是說鼻敏感不重要。我只是奇怪我們解決這類問題的手法是如此粗暴，而我們對那種乾淨整齊的所謂「文明秩序」的偏好又是如此地一貫。同樣地，我們可以不必理會所有規則的由來，不必關心他人行動背後的情由，冷冷斥責一個在港鐵裏頭吃藥喝水的中年婦女。因為這全都太過沒規沒矩了，樹上小鳥隨便拉屎沒規矩，港鐵乘客喝水也沒規矩，他們一點也不理會他人感受，不管自己有沒有打擾到其他人，會不會給人家帶來麻煩。
日本人或許是全世界最怕自己會替人惹麻煩的民族了，所以他們就連在電車裏用手機通話都不能接受，怕這會干擾到他人安寧（儘管他們不怕別人喝水甚至吃東西）。正好這幾天我在京都，便和一位傳統金屬工藝的傳人聊起大陸遊客的事，因為大家都說他們太過喧嘩，太過粗魯，破壞了日本人生活的寧靜秩序。沒想到這位有家專門店設在熱門景區一寧阪的匠人居然說：「沒問題呀。他們的聲音是大了一點，但凡是進到店裏的大陸遊客多半都會盡量禮貌，我不覺得有很大問題」。然後他還說了一個故事：
「有天我在一個朋友家的竹工藝店看東西，店裏進來了幾個大陸客人，他們一邊選購筷子一邊大聲爭論，吵了很久。於是我就問店中一位會說中文的店員，看他們到底在講些什麼？原來這家人有個老爺爺病了，他們正在商量買雙什麼顏色的筷子帶回去給他會比較吉利。我聽了之後覺得非常感動，後來還把這事告訴給開那家店的朋友。我的朋友當然更加感動，立刻默默祈願他們做的筷子能給中國那位不相識的老人家帶來好運」。接着他補充：「我們做職人的，不能沒有體會他人心情的修養。所有規則，所有人的言行，背後一定都有些理由，你不能沒有連結其他人甚至其他生靈的能力」。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